在4月7日，历时七日的广西民族大学“民族民间文献研习班”正式结束。8日，凌晨6点起身赶赴高铁的我，因为实在是无法预订到清明高峰期的坐票，在历经4个小时的站票的车程后回到了广州。广州城的地铁熙熙攘攘的人群，各人拉提着自己的箱包，赶往自己的终点，加上不断轰隆飞跃在隧道中的地铁，进出的人流如海潮般起伏，总让我认为昨天的事情似乎已经发生在许久之前了。

经历的七天行程在我看来说长不长，特别是在自己落地在广州城内，一瞬间可能就忘却了这些昨日所发生的事情。但七天说短又不短，在七天内你可以完成相识、相知以及同甘共苦。在社会中，过去与现今是连续而相通的。在我这短短的七天内所感知到的瞬间的离合，有可能与唐朝时李白宴桃李写序的感觉是相同的。由于人性相通，那么如同“写序”一般创造文本的行为，以及内涵在过去与现今的时空中也应当是相通的。文本的本质上是书写与记录事件，让这一个事件永久地流传。这个文本可能是一系列的经验，可能是一些重要的规则，亦有可能单纯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在参与本次“民族民间文献研习班”，我学习的即是如何采集与阅读文献，如何将文献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与事例的研究，以及如何通过收集与阅读文献来巩固自己的研究结论，并且回应更大的学术问题。不论是前四天的各大精彩讲座，还是进入到宾阳县与上林县田野当中，在研习班中的各位老师都反复强调着“人”本身、长时期的历史脉络与“大问题”意识。

本次的广西民族大学“民族民间文献研习班”邀请了厦门大学郑振满与杜树海老师，复旦大学的刘永华老师，中山大学的温春来、刘志伟、谢晓辉、吴滔、任建敏老师，云南大学覃延佳老师，广西师范大学的唐凌老师以及广西民族大学内本次研习班的主持人唐晓涛、杨文定以及2018年从日本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毕业的谭静老师为研习班成员讲授课程。讲座中的主题主要围绕着“民族”、“民间文献”以及民间仪式进行。其中每一个老师进行的每一个讲座都会给予我不同的震撼与思考，讲授于我们的思想在实际研究中十分有实践性。

讲座与田野之行紧密相关，讲座的设置围绕着中国西南地区的研究进行讨论，因此在讨论讲座与田野的内容前还需要将这些知识的语境进行阐述。现今所说的“少数民族”所“世居”的地方，有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湖南省、重庆省与贵州省等。在广西境内的家庭族谱最常见的故事是“宋朝时，随狄青征伐侬智高”继而举家搬迁至广西境内安居。在元、明、清时期，西南、西北地区实施土官制度，即是指由当地部族首领担任官职如土知府、土知县、土知州等代理政府管理地方，管理地方的“土司”的爵位是家族世袭的。在明朝时出现过部分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的改制，即是将管理地方的人员由土官改为朝廷派遣的官员。在现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内存在的韦氏，大部分人称自己为土司家族，并撰写其世系为族谱。在田野之行中，我们便去到宾阳县与上林县的韦氏、覃氏以及吴氏宗祠与当地的老人对话，并且阅读其族谱，观看其寺庙的仪式。我们需要在四日的田野中收集与分析民间文献资料，从我们身处的时空出发与明清时期的广西进行对话。

这一个为时七日知识盛宴，我认为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总结：

首先，我们应当如何收集文献呢？

在收集碑刻方面，广西民族大学的杨文定老师为我们讲解怎么进行拓碑，并且带领我们在校外的陈氏祠堂中进行实践。进行拓碑前要准备好的必要工具与材料有毛刷、棕刷、小木槌、宣纸、墨水、塑料胶膜、用于上墨的墨饼以及白芨水，白芨水需要熬制一个半小时。白芨水的作用是使得宣纸黏贴在碑刻上，使得字迹在上墨后呈现。拓碑的顺序是“清洗碑文”——“上白芨水，铺宣纸”——“用棕刷或小锤铺上透明胶膜在上面敲打”——“待到宣纸泛白，开始上墨”。古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陈氏祠堂中，我们对这一技巧进行实践。我发现拓碑是一个考验耐心与细心的过程，颇有“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与煲老火靓汤的感觉。太过心急，宣纸就容易在上墨和撕下的时候破裂，上墨的字迹就会模糊。“慢工出细活”的道理在我们的实践中愈发清晰。

其次，我们应当如何阅读文献？

这一主题是本次研习班的重点，因此诸多老师都有涉及到文献文书的解读。文献种类多种多样，有传统史学中的官方典籍，另外还有许多散落在民间社会的文献资料，如契约、碑刻、族谱、科仪书、神灵图像还有口述材料等。另外我们不可忽视的还有平时走过的街道、房屋建筑等细节都会有能够解读的历史痕迹，这一个便是“非文本解读”。以杜树海老师的讲座为例，他本次讲座的主题“跨学科问题意识”与“民族民间文献研究”。他在进行研究中发现，现今许多涉及清代土地买卖方面的研究更多是以外在的产权概念来预设一个地区的土地产权情况，致使土地买卖的研究并不能够完全呈现出当地的土地买卖与产权的逻辑。从此发现的基础上他开始关注土地产发生学，并且与相关的学科知识进行对话，如法学、经济学与社会学。在他的研究中参考了经济学中的新制度学派的著作《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罗纳德.H.科斯）对产权的形成的可能性进行辨析，在“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会出现确定土地产权的需要。另外，波兰尼在《大转折》中强调的“嵌入性”，即经济关系是嵌入到社会关系当中的。这个观点也成为他对清代土司地区的土地产权重新阐发的重要思考点。因此，杜树海老师从当地的土地契约出发，了解当地的土地产权的本土逻辑。这套本土逻辑是与国家实行土司制度下所产生的阶层分化与阶层分化下资源分配不均衡相关联，如土地产权的不均等，以及土司家族化再对土地进行重新占有与分配的现象。在清代中国土地区会使用契约文书说明自己田产所有，并且“契约”不一定是与他人共同制定的，也有可能是自己为了维护自己的土地产权所伪造。杜树海老师认为清代广西土司地区是一个“前契约社会”，提示我们要从契约所在的社会背景、制造过程与使用方式等方面才可以真正地读懂不同社会中的“契约”。

从杜树海老师的讲座出发，我了解到了阅读文献需要文献制造背景，文献使用逻辑以及民间历史传统以及制度的相互配合才能够更加深入，并且最好是能够有清晰的问题意识以及一颗“超越”的心，需要不断地与新领域、新学科进行对话，才有可能将研究做得更深入，才能够逐渐与国外的研究进行对话。杜树海老师为我们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打了一层基础，在接下来各位老师的讲座都有对文献阅读的重点进行解释，比如在谢晓辉老师所做的是湖南苗民苗俗研究，提到我们不能够将我们在课堂中使用的知识去简单套用在自己所要研究的田野点之中，要学会理解当地人与当地社会的互动模式，处理事件的“习惯法”才能够将研究呈现出当地人的情况。温春来老师在讲座当中提示我们要将“族谱”这一概念扩展，了解不同族群对自身族谱的表达方式，积极地与人类学对话，进一步了解这一族群出现的“族谱”是如何被使用的。温老师提示我们应当注意到“民族”、“族群”以及“族类”意义之间的不同以及“民族”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这一部分也可以联系到社会学的《想象的共同体》进行对照，如何才能够被称为“共同体”，以温老师彝族族谱研究为例可以为“共同体”的形塑提供一种新的理论研究途径。最后，温春来老师对他研究《从族类到民族：身份意识、国家建构与彝族族谱书写 》进行方法论的总结：如何在一家一户的故事中读出超越一家一户的内容？我们要从四点出发：第一，问题意识；第二，区域史脉络；第三，大历史关怀：尝试回应“大一统的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这一主题；第四，文本与田野结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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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