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新年伊始，故宫便又放了个大招。据报道，故宫将进行建院以来动用文物最多、展场面积最大的一次展览，以美轮美奂的藏品展现宫廷生活与明清工艺的发展水平。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字号企业也将参与展览活动。

面对古老的器物，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明清时期的技术成就？这一时段的技术发展史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经验、教训？所谓的“老字号”，其生命力究竟在哪里？观察者网特邀技术经济史专家、苏州大学余同元教授带来解读。

【采访/观察者网  吴立群】

观察者网：历史上，我们曾经有相当可观的技术成就，但在近代却明显处于弱势。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思考的也是这个问题。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做了分析，您的观察是什么样的呢？

余同元：2018年4月4号，北京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外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69讲”，邀我作题为《技术理论化与科技创新——江南工匠与学者结合的历史案例》的学术报告，重点对拙作《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以江南早期工业化中工匠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为中心 》（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作概要介绍。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到明代后期发生了深刻变化，江南早期工业化进程开启，基于产业技术理论化的技术经济兴起是核心标志。

余同元 《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

产业技术理论化以传统产业文书文献数量增多及其科技含量增长为重要标志，简称“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结合”，表现为“工匠+学者”（技术理论化）、“学者+工匠”（理论技术化），以及“工匠与学者互动”（即“技术理论化”与“理论技术化”互动）的具体过程。

其中，“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结合”的第一阶段，即“工匠+学者”的产业技术理论化阶段。这个阶段的产业技术走向科学理论之途径，正是近代科学兴起的基本道路。所谓“李约瑟难题”，重点就是要讨论中国历史上这一过程缓慢的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历史显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在很多地方依附在哲学传统上，技术则长久地依附在工匠传统上。直到公元17世纪，这两种分离的传统才开始结合并进入互动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在早期工业化时期，经过长期积累的工匠传统及其技术经验的总结提高，逐渐上升为理论科学，称为“技术科学化”；反过来，这种传统技术科学化的科学理论又指导生产实践，促进技术产业化，推动行业技术经济发展，则称为“科学技术化”。

无论是“技术科学化”还是“科学技术化”，都离不开经验型技术上升到理论型技术这个中心环节，说到底就是技术的科学化和社会化过程。有鉴于此，必须深入到传统产业技术理论化的具体内容、途径中进一步认识“李约瑟难题”。

需要肯定的是，明清传统产业技术的理论化成果显著，具体表现为各行业部门生产技术的“文本化”、“数学化”、“标准化”和“科学化”四个方面：

苏州忠王府园艺

1、“产业技术文本化”。产业技术文献数量的增长是衡量产业技术文本化水平的刻度尺。中国传统工业文献到底有多少？统计难度很大。在拙作中，初步统计了1003种。分为“器械制造业”、“建筑营造业”、“水利工程业”、“纺织印染业”、“食品加工业”、“车船业”、“文具业”、“陶瓷业”、“综合杂业”等几大系列。

其中，属于明代中期1520年以前的只占总数的20%左右；1520年以后的约占总数的80%。传统工业技术的文本化是产业技术理论化的前提条件，它表明传统工业技术由经验型态向理论型态转变，其主要内容是传统工业文献的形成及其科学内涵的增长。作为产业技术科学化的核心内容，传统工业技术的理论化具体表现为传统工业技术知识的文本化、数学化、标准化和学科化等要素的历史发展过程。

2、“产业技术数学化”。主要内容有数量化与数理化两大方面。首先表现为数量化，是指传统产业技术理论总结中数量的概数化和实数化。所谓概数是指工艺理论总结中简单而不确切数字的使用。在数量化基础上的技术数理化，是指技术客体在数量上的逻辑关系或在逻辑上的数量关系的规律化与科学化。

技术数学化不仅限于数字的简单记录和累计，更多的是考虑数量之间的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必须建立在技术客体内在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构成数学化的基础是数理化，数理化的基本要素是数与理，数即是数学，理即是因果关系和规律模式。在技术数理化过程中，数与理的不同组合构成了数理化的三种主要类型：一是数在人为制定的规则中的应用，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之中建筑模数、步架与举架的数量比例关系等；二是采用几何方法对物体构型进行解释，如在《工程做法》图例中有明确的“比例尺”；三是数与物理学结合，如对建筑物构件的密度及其在抗压力、剪力等方面进行物理学解释。

3、“产业技术标准化”。主要内容是“范式化”“法式化”与“则例化”，特指某一行业技术理论在范式化、法式化基础上以标准“则例”形式颁布、流传和使用。中国传统工匠在很早就重视运用数学方法设立规格并制定标准，《周礼•考工记》中百工制作就有比例标准，宋代《木经》和《营造法式》更是集当时建筑营造“法式”之大成。宋代哲宗元佑六年（1091），将作监编成《营造法式》正式颁行。

明清建筑技术的则例化，以建筑设计、规范、材料、施工定额、指标规范化等为主要内容，明确建筑等级制度、艺术形式及料例功限等。则例化是生产率提高与工艺水平提高的前提条件，是传统工业技术经济的基础。在建筑设计和施工规范方面，明清江南与宫廷之间始终保持着技术则例化和规范化互动。

忠王府“双狮戏球”彩画

宫廷著名工匠大多来自江南，他们将各地技术样式带入官府，成为官府法式则例的基本源头。自雍正十二年《工程做法》颁行到乾隆时期，由于政府屡兴大工，形成则例文本空前增多，供职内廷算房和样房的匠师、小吏纷纷抄录，使之流布民间。

4、“产业技术科学化”。所谓“科学化”主要内容为“课程化”与“学科化”。产业技术学科化是理论返归技术的开始阶段，这一现象在明末清初的江南一些产业部门中开始出现，到清末民初形成潮流。如清末民初建筑技术理论化过程中，建筑文献文本形成自己的规范用语和专门概念，其流传的方式不再限于抄本或私家著述，而是采用比较完整的教材进入专业教学之中，它为建筑业技术由口头传承变为学科传承提供了关键的条件，是江南传统建筑技术理论化的成熟标志。

建筑技术文献中有关概念方面有了比较完整的界定，而传统建筑技术理论也逐步被划分到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之中，以形成自己的专门学科，这是建筑技术学科化的又一重要标志。在清末实业教育中，产业技术专业培训和学校教学开始崭露头角，这种以职业技术教育教学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学科化，不仅改变了专业技术的传承方式，而且使传统产业技术也得到了应有的保护，更为行业技术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更加有效的科学途径。

总而言之，传统产业的技术转型中的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过程，可以是分阶段完成的，也可以是同步完成的。只是在江南地区表现出特有的历史阶段性：大体说来技术科学化阶段大约从明代后期嘉靖万历年间开始发轫，表现为工匠和学者撰写科技著作的明显增多；以江南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兴起为主要标志的科学技术化，则普遍兴起于清末民初。我认为，在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四个发展阶段中，江南工业技术文献及其内容虽然形式上具有差异性，但本质上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表现为：

明中后期：以产业技术文本化为主流；

明末清初：以产业技术数学化为主流；

清中后期：以产业技术标准化为主流；

清末民初：以产业理论科学化为主流。

“文本化”，“数学化”，“标准化”与“科学化”四者的差异性与关联性一体两面，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但总体上呈现为前后相继和彼此互动。但从几个方面综合起来看，明清江南产业技术理论化进程已经开启，只是标准化和科学化进展缓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技术向科学提升过程中数学化程度不足以提供有力支持。具体，我将其归结为“技术科学化”与“科学技术化”互动的内外障碍。

外在障碍主要是专制制度与小农经济结构阻碍；内在缺陷中首先要讲“技术数学化”迟缓问题，如重形象思辨缺乏逻辑推理及缺乏实验精神等，从《几何原本》翻译中断的历史中可窥见其端倪。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公元前330-公元前275年）《几何原本》是用公理化方法建立的数学演绎体系的典范之作，在西方被称为“数学圣经”。

徐光启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

他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已成中西科学交流史上佳话，其译本是根据16世纪欧洲数学家克拉维斯（1537-1612年）注释的拉丁文本，全书十五卷，前六卷为平面几何，卷七至卷十为数论，卷十一至卷十五为立体几何。

就数学基本术语而言，点、线、面、直角、锐角、钝角、垂线、对角线、曲线、曲面、立方体、体积、比例等专用名词，都是由徐光启与利玛窦确定下来的。所以梁启超认为，“徐利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遗憾的是，他们只完成了前六卷的翻译工作，另外九卷全部汉译要等到两百多年后才最终实现。而东西方科技发展拉开距离，正是这个公元十七、十八世纪二百年。

观察者网：您强调了“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结合”的重要性。在您看来，明清时期哪个区域、哪个行业在这一点上做得较好？

余同元：从地域范围论，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产业科技的发展，领全国风气之先又独占龙头地位的当然是江南及其周边地区。江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工匠与学者结合”（即产业技术理论化）、到“学者与工匠结合”（即科学理论技术化），再到“工匠与学者合作互动”（即科技社会化和产业化）的历史现象，是从“工匠+学者”，到“学者+工匠”，再到“工匠与学者互+”的历史过程。

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江南产业技术理论化及其技术经济效应，所体现出来的，“工匠与学者结合”过程中的“技术理论化”、“学者与工匠结合”过程中的“理论技术化”，以及“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互动”过程中的“科技社会化”发展路径，正是“学术”（学者）、“技术”（工匠）与“产业”互促互进的历史。

西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科学理论在很多方面依附在哲学传统上，经验技术则依附在工匠传统上。直到公元17世纪，这两种分离的传统才开始结合并进入互动阶段，于是两者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出现近代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明清江南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结合，是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技术经济兴起的主要途径，是中国近代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在实现技术理论化与学科化的同时，也开启了实业教育为标志的科学技术化进程，它是早期工业化社会开始向工业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也表明中国近代技术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技术科学化”与“科学技术化”互动的初步实现。

我对现存中国传统的工业科技文献也尝试过统计，结论是1520年代到1920年代，江南工业技术上升到理论技术的速度，不仅遥遥领先于全国，而且在本区域内发展也是空前未有的。从这些工业文献在各产业行业部门的分布情况看，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期，除了新兴电力工业书和化学工业书多译自国外以外，其余每个工业部门内科技著作，主要都由国内学者撰写，而且大都与此前的科技著作一脉相承，特别是在科技含量上大大提高，出现了明显的技术科学化趋势。

“工匠与学者结合”等于“技术与理论结合”，本质是通过“科技创新”提升产业产品质量和经济社会效益。这一问题的典型研究对象便是江南早期工业化中的产业技术理论化问题，传统产业技术理论化是一种近代科技转型运动，实质上是科学、技术与市场互动互化（即“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化”和“科技社会化”）的早期阶段。因此，面对中国是否有内生科技创新的问题，其内生脉络应当在明清以来江南区域内寻找。

清 《雪宧绣谱》

观察者网：放在今天来看，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结合，您觉得应该有怎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余同元：当今科学与技术的内在统一和协调发展已成为主要趋势，随着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兴起，科学与技术越来越趋向一体化，技术与科学的联系就越紧密。技术发明需要科学理论支撑，科学发现是技术发明的理论基础；科学提出发展的“可能”，技术变“可能”为“现实”；技术发明推动科学进步，科学成就推动技术进步。科学与技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其内在的互动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通过近代江南科学技术发展史分析，不难看出科学与技术关系是由相互并行到相互作用，形成“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的历史互动过程：

近代早期是“生产——技术——科学”序列（技术科学化）

近代后期是“科学——技术——生产”序列（科学技术化）

现代科学技术一体化序列：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化互动

这就是江南早期工业化时期的“技术科学化”与“科学技术化”互动，可以简称为工匠与学者的互动，奠基于传统产业技术的理论化，反映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彼此促进。这种科技创新关系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特点，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区域技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时代特征，即不同的技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新的科学技术系统。

所谓“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化互动”，实际上是多重身份不同类型的学者与多重身份不同类型的工匠联合，携手创造作品和开发新产品的过程，体现出近现代“科技体系”与“科技结构”的内容和特点：即“工匠+学者”与“学者+工匠”互动。

人文学者——理性思维、心灵秩序、伦理价值

自然学者——逻辑思维、数学组合、因果规律

工    匠——实践试验、技术素质、量化方法

在“技术转型”（符号互动）、“角色转换”（自我互动）中，实现个体走向群体“双向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学者个体走向工匠群体的同时，工匠个体也走向学者群体。

“技术科学化”到“科学技术化”互动，是近代科学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根本动力。英国学者霍尔（Alfoed Ruperd Hall）《科学革命时期的学者与工匠》（The scholar and craftsman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认为，“学者自觉”而非“工匠自觉”才起关键作用。结合西方历史看，生产、科学、技术三者关系变化，以19 世纪末第二次技术革命为界：此前，生产、科学、技术三者关系主要表现为生产发展推动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科学发展，如蒸汽机技术革命主要是从工匠传统发展而来，在生产经验积累基础上摸索出技术发明，然后才总结出热力学理论；此后，科学推动技术进步，再推动生产发展，如电磁学建立，先是科学实验探索出电磁学理论，通过促进电力技术革命，最终引发电力在生产中广泛应用。

迈克尔·法拉第

为解决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各种需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问题，明清江南“学者与工匠结合”，形成了指导实践的技术体系和理论体系，学者深入生产实际，不再是空头说教，构成理论技术化的中坚力量，成为工业生产力的核心，不仅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动力作用，而且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有着辉煌的历史。“知识技术”转型和“物化技术”转型都强调“技术科学化”与“科学技术化”中科技互化。科学理论的根本职能是在认识世界，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技术实践的根本职能是在改造世界，回答“做什么”、“怎么做”。一旦经验性技术或技术的经验形态向理论知识形态转变（即“技术理论化”）和新的理论知识通过教育等手段转化为新的科学性技术（即“理论技术化”），传统产业技术便在这个双向互化的过程中实现了现代转型。

观察者网：在中国古代，一些工匠常以家族的形式传承技艺，这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是一脉相承的流传模式可以让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优化技术，而坏处则在于容易导致技术传承的封闭性。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余同元：以家族形式传承技艺，成为产业技术传承的技艺世家，属于血缘、技术与企业三大家族结合的品牌世家，本质内涵是“子承父业”、“箕裘绍继”和“生命不朽”。

纵观中外古今，在血缘家族、政治家族、产业家族、文化家族（包括科教家族、宗教家族、技术家族）等各种类型的家族中，论主次、论先后、论大小、论轻重，最终标准都要看谁的寿命最长？谁的生命力最强？

我个人认为，如能通过实现股东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分离，既利用社会资本加盟实现融资渠道扩大和产权结构多元化，又以技术入股、管理入股形式塑造企业创新文化，血缘家族与技术家族结合而成的企业家族与家族企业，就会获得新的强大生命力。一个人的家族是自己无法选择的，这是他的生命归属与血脉之源，也是生命之根。  

“家”对每个人都有着特殊意义，从家庭到家族、到社会，以“家”为纽带，经营产业、安身立命、构建社会、管理国家，世代传承。这些不同形式的生命传承，都离不开经济基础，文化生命必须建立在维持物质生命的财富生产之上，历史上称作“耕读传家”，“耕”重在生产技术传承创新，“读”重在精神思想传承弘扬，“耕”“读”并举，以追求生命不朽的伟大理想。但现实中往往出现“富不过三代”的现象，其“富”丢在哪里？主要是祖传技艺、看家本领和有效保障技艺品质的文化精神丢失了。

家族传承的“封闭性”和“稳定性”首先是生命传承的组织和功能保障。因为生命传承包括物质生命与文化生命传承，传承的根本要素是生命的质量，技术传承是物质生命与文化生命传承的质量连接。子承父业”是产业技艺传承方式的一种，它在古代手工业时代是产业技艺生命的主要传承方式，当然具有稳定组织功能上的“封闭性”，但由于大多局限于师徒式心口相传，加上传男不传女等保守性的产权保护方式，也会导致技术发展创新上的“封闭性”，但这不是绝对静止和固定不变的。

现代社会技术传承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突出表现为学校学科式职业技术教育兴起，使技术传承和创新具有较大的开放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产业技艺中父子相传或师徒相传的技术“封闭性”，但技术开放性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技术形态及其产权保障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表现为生产的经验技术上升为理论技术，它使产业技术由经验形态走向科学理论化，为产业革命提供了现代科技基础；另一方面，近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形成，又为产业革命中财富传承和技艺传承提供了法律保障。

但这种技术发展与创新中“封闭性”的改变，并不是对“子承父业”这个技术传承方式的全盘否定。如何保证技艺世家具有旺盛生命力？关键是怎样源源不断地保持一种家族技术创新精神？还有怎样形成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技术科学化与科学技术化互动？以技术品牌世代传承工匠家族，拥有独家技艺和工匠精神，从小培养自家专业人才，聚焦于如何把产品的技术优势和质量保持在同行前列，使技艺日臻完善。

家族技术一旦变成一种品牌，该品牌用家族名字命名并长时间拥有市场，可以使生产与时俱进，保持不断创新和持续发展。如果说古代技术大多属于家族传承，那现代家族企业和技术世家也必有新的生命力，因为其技术传承方式也可以具备发展与创新的开放性。

观察者网：譬如一些老字号企业便是这样。

余同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些家族产业和企业，发展成为技术品牌世家，在技术传承与创新上有了新的发展，显示出早期工业化的技术时尚化、质量化和品牌化特点。如杭州“张小泉”剪刀业世家，品牌兴起于晚明，至今近400年，传承者一直恪守“良钢精作”的祖训，工善其事。张小泉本为徽州黟县著名剪刀工匠，传承其家族祖传剪刀业，早已闻名乡里。明崇祯年间，他携子张近高来杭州大井巷生产剪刀。由于采用浙江龙泉的好钢作原料，又经过精心制作，打出来的剪子锋快耐用，与众不同，取牌名“张大隆”剪刀。清康熙二年，改名“张小泉”剪刀。张小泉去世后，其子张近高继承父业，为保护切身利益，在“张小泉”名字下加上“近记”两字，视为正宗。乾隆年间，“张小泉近记”剪刀已列为贡品。清宣统三年，张小泉近记以“海云浴日”注册，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二等奖。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建成“张小泉近记”剪刀总厂。1958年改名“张小泉近记剪刀厂”。“张小泉剪刀”以选料讲究，镶钢均匀，磨工精细，式样精美，经久耐用而著称，名扬海内外。

又如安庆“余良卿”药业世家，兴起于清代中后期，是著名中药业中华老字号。“余良卿”膏药的创始人为余性庭，其家善制药，世居安庆桐城余家湾，清中期迁居安庆城经营医药业，咸丰五正式开设“余良卿号膏药”店，家店不分，自制自销。由于余良卿家族历代秉承“扶贫惜弱，诚信济世”的宗旨，精心创业，使“余良卿”品牌百年不衰，产品畅销国内外。其传统产品“鲫鱼膏药”（后名“余良卿膏药”），因其独特优良的疗效而广为流传。1884年，余鹤笙接管膏药店，大力经行技术改良，使“余良卿膏药”质量得到显著提高。消费者不仅用于外贴，还可刮取膏药化水吞服，因而更加声名远播。清末民初，“余良卿膏药”店日益鼎盛，除主销“鲫鱼膏药”外，还制售“虎骨追风酒”、“风损膏药”、“吹耳散”、“下疳散”等、营业额空前大增。1955年余良卿药业易店为厂，称为“余良卿膏药厂”，从而结束了前店后坊、自产自销的历史，主要产品为“余良卿膏药”，新产品“活血止痛膏”，成为主要产品。改革开放以来，“余良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完成技改工程十多项，先后推出20多个新产品。近几年，“余良卿”与民营高科技企业联姻，转换机制，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致力于中药现代化事业。

又如安庆“胡玉美”酱业世家，兴起于晚清，传承至今近两百年，也是一个负有盛名的中华老字号企业。清代中期，徽州胡氏酱业人家由婺源移居安庆，清道光十年（1830年），一个叫胡兆祥的人在安庆开设“四美”酱园和“玉成”酱园，后又在安庆商业中心四牌楼创办“胡玉美”酱园（“玉美”是店号，既以之志前人创业之艰辛，又寓以“玉成其美”之意）。到1898年，胡玉美孙子胡承之继承胡氏酱业，创制了著名的安庆“胡玉美蚕豆辣酱”，并成为当时全国辣酱的第一品牌。清末民初，随着业务发展，“胡玉美”不仅在当地设立多处分店，还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设立支店或经销处，并逐步打开津浦、沪宁和平汉通渠，业务发达，产品也不断增多，新添罐头、冷饮、糕点、药酒等多个品种，尤以流传甚久的蚕豆辣酱，虾籽酱油等具特色。产品以“选料精细，做工考究，风味独特”见长，为居家旅行调味之佳品，于1911-1929年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西湖博览会、南洋劝业展览会等金银奖章九枚，“胡玉美”声名大振，享誉中外。1982年，胡玉美酱品酿造由城内迁往城北黄土坑新建胡玉美酿造厂，企业逐年上台阶。

近代江南一些技术品牌世家，在技术不断创新和资本充分积累的基础上，开始涉足国际商场。这些技术品牌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技艺家族传承的同时，也开始了企业产权和经营管理的现代转型，不仅走向现代，而且走向世界。它们一旦掌握商业经营技术，运用商业模式掌握市场话语权，就可以像洛克菲勒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那样，步入广大的投资金融领域，进行资本运作而成为国际金融家族。

像苏州贝氏家族，自明代中叶贝兰堂定居姑苏，以行医卖药为生，到清朝乾隆年间，以经营中药业成为苏州四富之一。到近代，贝氏家族第十三世孙贝润生成为“颜料大王”，在苏州留下了著名园林的狮子林；另一十三世孙贝哉安一系则发展成为著名的“金融世家”。贝哉安不仅参与创办上海银行，还协助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型旅行社——中国旅行社，他的五个儿子、四个孙子也都从事金融工作，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贝哉安的第三子，也就是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贝祖诒出任过中国银行副总经理以及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贝祖诒赴美，担任驻华盛顿中国技术代表团团长。1962年，贝祖诒出任中国香港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直到1973年退休。

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内景

“子承父业”可以说是人类技术传承的一个共性，是知识人和企业家对子孙人生设计的愿景之一。“愿百年奕叶传芳，好儿孙箕裘相继。”相信这是大多数为人父母都想做的事情，用心良苦地给子孙设计未来，使子孙学习经历、工作经历都和家族事业传承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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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