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中国中药杂志》1993年第18卷第10期
中药外传,自秦汉时期就已开始。两千年来,中药沿“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亚、欧、非三大洲的许多地区,对促进海处各国医药事业的发展,提高各国人民的健康水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中药外传,史料散见于各类中外史籍之中,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中外学者在讨论古代中外科技文化交流时,往往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中药外传。间或有所论及,也语焉不详。甚者,有些西方学者(如美国学者德克·卜德的《中国物品西传考》),将中药西传定于15世纪的明代。这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笔者觉得,中药外传,实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被阻绝,中药的外传,主要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据中外史籍记载,沿着海上航线,中药外传到东起日本,西至阿拉伯和北非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下面,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分述如下:
（朱砂）
一、东北亚诸国
高丽,即今朝鲜,与中国历来有密切的药物往来。北宋曾多次派政府代表团泛海到高丽,每次都带有大量中药材赠送。规模最大的一次,带去了100余种中药。其中有80余种,如阶州雄黄、鄆州天麻、阿胶、怀州牛膝、益州羌活、东京远志、蜀州天雄等,都是出自原产地的地道药材。其余的10余种,如广州木香、血竭、没药,琼州沉香等,是当时中国本身尚须从海外进口的药物。此外还“别赐牛黄50两,龙脑80两,朱砂300两,麝香50剂”等名贵中药[1]。
中国商人泛海到高丽经营药材贸易的也有不少,像高丽显宗10年(1019年),“宋福州虞喧等百余人来献香药”;文宗8年(1054年),“宋商赵受等69人来献犀角、象牙”的记载[1],史不绝书。所谓“献”,实际上是将药物卖给官方。从数十人到百余人的规模来看,数量当不会少。
日本,无论是在实行锁国政策的藤原时期,还是在鼓励与中国往来的幕府时期,中药的输入都从未间断过。宋商到日本,中药是其贩运的重要舶货之一。日本入宋僧成寻在应对宋神宗间话时就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主要是香药、苏方等中药[2]。
据日本藤原明衡《新猿乐记》载,日本进口的宋货有40余种,其中中药占一半以上,有沉香、麝香、龙脑、檀香、巴豆、甘松茅、雄黄、朱砂、诃梨勒、犀角等20多种[3]。宋仁宗年间,福州客商周文裔到日本博易,献给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样物中,有“麝香2剂,丁香50两,沉香50两,熏陆香20两,诃梨勒10两,石金青30两,光明朱砂5两”等[2]。而这还仅仅是样物,其所带中药的品种数量之多,可想而知。
二、东南亚诸国
在宋代中药的外传中,东南亚地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东南亚各国出于自身医药条件的不足,需要进口大批中药作为补充。另一方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东西方药物交流的集散地,许多中药也往往先输入到东南亚,然后再转输往印度及阿拉伯地区。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药对东南亚的出口。位于中南半岛的交趾、占城、真腊,在宋代有许多中药传入。
交趾,在今越南北部,历来有输入中药的传统。明代,越南使臣黎文老曾上书中国皇帝说,“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义,以跻寿域”。[4]事实正是如此。宋代,中药是对交趾进行海陆贸易的重要商货,“宋以缎子、药物等物,置卖为市” [5]。据《冷庐医话》卷五引《钱塘县志》载,南宋时,交趾人来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大量购买土茯苓,以致价格涨了数倍。直到南宋末年,蒙古军准备进攻安南时(1237年交趾改称安南),安南圣宗陈晃还“遣陶光往龙州(今广西龙州县),以买药为名探元人情状”[5]。可见,当时安南到中国买药乃是一桩极普通而经常的事。
占城,在今越南南部,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国际市场。阿拉伯东来的商人,在将各类海外药物运到中国的同时,也将中药运到占城。《诸蕃志》占城条说,“番商兴贩,以脑、麝香、檀香、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铅、锡、酒、糖等博易”。麝香、檀香都是宋代输出海外的重要药材,占城并不出产,这些药材无疑是阿拉伯商人从中国运到占城的。而且,其排位尚在中国传统输出商品磁器、漆器之前,说明其输入量当不会很少。
真腊,即今柬埔寨。宋代也有中药传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3载,宋神宗熙宁年间,宋与交趾作战,曾下诏在交趾南部的占城、真腊二国与宋“协力攻讨”,并“遣容州节度推官李勃、三班奉职罗昌皓赉敕书,赐二国药物、器币”。元初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云,真腊欲得之唐货,有硫黄、草芍、白芷、赓香、檀香等药材。这些中药,估计在宋代即已输入。
马来半岛也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外药物集散地之一。半岛西岸的吉陀(Kedha、个罗、古逻,在今马来西亚吉打) [6]、哥谷罗(Kakula、贾杰拉、《宋史》作葛古罗,一般认为在今泰国南部之董里)、佛罗安等港口,是当时中国商品和阿拉伯商品的交易中心。大批中药从中国运到这些口岸,待价而沽,或就地销售,或转输往印度和阿拉伯地区。13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库特(Yakut)在《地名辞典》(1224年)一书中指出,当时的哥谷罗是中国肉桂的交易中心,商人们把桂皮从中国带到哥谷罗,又从这里转运到阿拉伯地区[7]。《诸蕃志》故临、南毗条说,印度南毗国(今印度西南马拉巴尔海岸)商人,将本国土产之物运到吉罗(个罗),当地“用荷池、缬绢、瓷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豆蔻、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故临国(今印度南端奎隆)商人“每岁自三佛齐、吉陀等国发船,博易用货亦与南毗同”。在当地运销印度的商货中,除中国丝绸、瓷器外,尚有大黄、黄连等中药,可见当时马来半岛有大量中药输入。
马来群岛的三佛齐、阇婆、苏吉丹等古国,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在宋代都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也有大量中药传入。
三佛齐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是当时东南亚的海上强国,在东西方海上药物交流中起着桥梁驿站的作用。《诸蕃志》三佛齐条在详记印度洋各国运到的商货品种之后说,当地商人“用金、银、瓷器、锦绫、绢、糖、铁、酒、米、干良姜、大黄、樟脑等物博易”。同书故临、南毗条说,当时印度南部各国将本国土产运至三佛齐等地,换回大黄、黄连等中药。干良姜、大黄、黄连等均是中国土产药材。这些记载表明,为了换取印度商人的商货,当时到三佛齐做买卖的各国商人(包括中国商人),把大量的良姜、大黄、黄连等中药从中国运到了三佛齐。
阇婆和苏吉丹都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宋代,有众多中药流入阇婆及其附近岛屿。《诸番志料阇婆条载:“番商兴贩,用……川芎、白芷、朱砂、绿矾、白矾、砒霜……交易”。川芎主治中风入脑,头痛风眩。宋《本草衍义》说,“此药今人所用最多,头面风不可缺也”。白芷主治寒热风头、风痛头眩目痒。由于阇婆“胡椒萃聚”,其属国苏吉丹“地之所产,胡椒最多,……其采椒之人为辛气所迫,多患头痛,饵川芎可愈”。所以川芎、白芷等深受当地人民欢迎,从中国大量进口。
朱砂外用可治疮疥,又可做面脂搽抹,“蛮妇搽抹,及妇人染指甲衣帛之属,多用朱砂。故番商兴贩,率以二物为货。厚遇商贾,无宿泊饮食之费。” [8]砒霜“治诸疟”,在金鸡纳霜(奎宁)传入东方之前,是治疗疟疾的要药。阇婆地处热带雨林,疟疾肆行,从中国进口砒霜显然是为了医治疟疾。
此外,雅库特《地名辞典》说,当时很少有阿拉伯商人直接到中国内地,“商人们也不过抵达沿海一个叫阇婆的地方。此地很象印度,有芦荟、樟脑、甘松茅、丁香、肉豆蔻假种皮、中国草药和中国器皿输出” [7]。由此可见,当时中药不仅输入阇婆，而且还阇婆转输到阿拉伯地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库特列举的从阇婆输出的中国商货之中,首先提到的是中国草药,然后才是中国传统的输出产品瓷器、漆器等中国器皿。这表明当时必有大量中药传入阇婆,并给阿拉伯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印度洋沿岸诸国
在宋代印度洋沿岸各国中,位于南亚的印度诸国和以西亚阿拉伯、波斯地区为中心的“大食诸国”都有大量中药输入。
当时,有许多中国药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印度诸国,或经印度转输往阿拉伯地区。13世纪雅库特的《地名辞典》引阿布,杜拉夫(Abu Dulaf)的游记说,在故临,“优质的雄黄来自中国,是中国京都东门的一股泉水喷出的”。“中国来的大黄质量是最好的”[7]。《诸蕃志》说,印度南毗国商人,从吉陀、三佛齐运大黄、黄连等中药回国。可见当时有许多中药传入印度。此外,13世纪阿拉伯药物学家伊本·巴伊塔尔(Ibn AlBaytar)《药草志》一书,也有一些中药流入印度的记载。如书中提到印度有一种叫合猫里的药物,来自中国,后又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地区。是驱小儿蛔虫的良药。这显然是指中国的使君子。还有来自中国,后又传到印度的高良姜、麝香、肉桂、乌头等,在书中都有记载[7]。
10世纪阿拉伯游历家马苏第的《黄金草原》一书说:“中国人往往携带麝香在海上作长途旅行,使麝香暴露在潮湿之中和恶劣条件下。如果中国人不这样糟蹋麝香,而是装入密封的玻璃器皿里运往阿曼、波斯、伊拉克等各伊斯兰教国家,那么中国麝香就会和吐蕃麝香的质量一样好。”[7]12世纪的伊本·贾米的《大黄考》一书说:“大黄生长在中国,以中国命名的大黄可能产自中国北方,也就是说,在突厥斯坦一带。波斯人称其为摩诃支那(Cinmacin)和(阿拉伯语)秦阿秦(Cin alcin)叫法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波斯人)称中国为Sin,而称大黄为rawand sini。大黄从海上运到向我们出口的国家,即波斯。因为同样的理由,又称其突厥大黄。其原因是来自突厥地区和中国。”[7]这些史料都详细记载了中药传入西亚阿拉伯地区的情形。
此外,在10世纪波斯人阿布·曼苏尔(AbuMansur)的《药物学大纲》和13世纪阿拉伯人伊本·巴伊塔尔的《药草志》中,也列举了檀香、牛黄、黄连、使君子、肉桂、莪术、中国肉豆蔻、车前草、五倍子等由中国传入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的中药。这些,无疑表明当时有众多的中国药物传入大食诸国。
此外,中药传入阿拉伯地区后,有些还继续西传,传到大食的北非、东非地区;或沿着亚欧航线远销到欧洲威尼斯、西班牙等地。加西亚达奥塔说:“欧洲所谓的土耳其的大黄,并不是因为它是土耳其所产,而是从土耳其运来的。除了中国产的大黄之外没有其他大黄。运到波斯或乌兹别克的中国大黄,又由此二地运往威尼斯和西班牙。有些是取道亚历山大里亚(今埃及亚历山大城)到威尼斯,大半是取道阿勒颇和叙利亚的特里波里。”[9]劳费尔说:“阿布·曼苏尔称蓬莪术为zarvar,它是和姜属植物相似的一种药,是很好的解毒药。在中世纪它是很贵重的商品。欧洲商人在地中海东部购买它,在当地它是作为极远东的产品出售。波斯人认为这是出自中国。波斯语称之为一种中国产的树根。”[9]12世纪的伊本·贾米曾在开罗见到有中国大黄出卖[7]。
13世纪末的马可·波罗也曾在印度南部马拉巴见到“来自蛮子省(指中国南方)的船只,……装运金线织成的锦锻、丝、薄纱、金银块以及许多马拉巴所没有生产的药材;他们用这些货物和这个省的商品作物物交换。当地有些商人把这些货物运往亚丁,再由亚丁转运到亚历山大港(即埃及亚历山大)”[10]。由此可见,中药经阿拉伯地区再传入欧洲和非洲,从宋代一直延续到元初都未曾间断。
总之,宋代中药的外传,品种多样,地区广泛,表明中药是深受海外各国人民欢迎的重要物产。它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为发展和丰富世界医药学所作出的有益贡献。同时,中药外传,对促进中国与亚、非、欧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通商贸易及科技文化交流和发展,也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郑麟趾·高丽史·东京:国书刊行会,1908:135,62,105
[2]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47
[3]陈高华等,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58
[4]官修.明实录.卷二七九.南京;国学图书馆,1940
[5]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五.日本:埴山堂,1884
[6]张星琅·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221
[7]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244,226,246,254,316,292,291
[8]冯承钧.诸蕃志校注.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56,23
[9]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务馆,1964:382,375
[10]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232
（责任编辑：冯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