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時纂要譯註》簡介”

[韩]崔德卿

《四时纂要译注》书影

本书是对唐代韩鄂以月令的形式记述农民生活和民俗的『四时纂要』进行译注。本书译注的原本是在2017年六月发掘、介绍的朝鲜太宗时期的【癸未字本】。【癸未字本】是1403-1420年印刷的珍本,早在1590年在朝鲜发行,比1961年在日本出版的『四时纂要』早了180多年。【癸未字本】的『四时纂要』是通过本书第一次向世界介绍,所以意义重大。

不仅如此,本书还一起介绍了几年前新发现的手抄本『四时纂要』。这个【手抄本】虽然不清楚谁是什么时候写的,但从「四時纂要序」到十二月的内容都很完好。在本书中,通过【校記】对【重刻本】,【癸未字本】和【手抄本】分别进行比较,显示内容的差异。

事实上,『四时纂要』虽是唐代书籍,但迄今为止在中国唐代以后发现的只有印刷的记录,实物还未发现。1961年在日本的山本书店和守屋美都雄的题解一起首次公诸于众。但这本书原本不是在中国发现的,而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朝鲜用木板重刻的版本。『四时纂要』虽然是唐代出版的书籍,但在朝鲜被版刻,在日本被流传并公诸于世。从这一点看,『四时纂要』是在东亚三国都备受瞩目的农书。

本稿将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三种『四时纂要』一次性地进行介绍,因此可判断其意义非凡?事实上,朝鲜的【重刻本】在日本被影印后, 1981年繆啓愉依据其出版了『四时纂要校释』。一年后日本的渡部武推出了『四时纂要译注稿』。这本书虽然在朝鲜重刻,但是在韩国译注本还没有被出版过的事实,让我感到有些负担。所以,从几年前开始就开始了翻译工作。但有其他要做事情,而没能迅速地完成。直到去年才完成所有翻译工作,然后进行修改、整理,并于七月份将其转交给出版社。但是,在内心深处的角落里始终有比中国和日本晚出版的愧疚感,而且除了综合研究成果之外,没有其他新的研究成果的事实,也让人不免感到有些遗憾。

在此过程中,庆北大学的南權熙教授在整理?泉郡南嶽宗宅的时候,发现了金属活字本的『四时纂要』。验证的结果是这本书是在朝鲜太宗时期用癸未字(1403-1420年)印制的。【癸未字本】在韩国国内是唯一尚存的一本罕见的国宝级珍本,同时确认了【癸未字本】『四时纂要』是一本与其相同版式的书。听到消息后我立刻找到南教授并告诉他我正在翻译『四时纂要』,而且已经收到【癸未字本】和【手抄本】。在那天深夜,我将本书的底本【重刻本】改为【癸未字本】,并解决了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与此同时,加上【手抄本】将三本书一起研究,其中词语选择或内容差,以【校記】的形式进行增加补充。将【癸未字本】和【手抄本】添加在校释本中,而出版推迟了,但以译者的角度,感情多少得到了些许安慰。并借此机会感谢南教授的关怀。

守屋美都雄对【重刻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无需再赘述。因此我简单介绍一下【癸未字本】和【手抄本】。首先,【癸未字本】像流逝的岁月一样,有不少内容已经落张。特别是,在正月和十二月的毁损程度严重,在重刻本中可以看到的「四时纂要序」、北宋至道二年(996)的「刻本题记」、音注和「初期的跋文[抄本跋]」都无法找到。从落张的比率来看,正月篇为84.6%、三月为5%、七月为12%、八月为3.4%、十二月为57%,原文被毁损。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书的边角部位破损。但是,剩下的部分大体上印刷鲜明,在内容的把握上没有任何问题。字体形态也像【重刻本】一样,没有厚重感,很灵动,字的间隔也比较宽。

『四时纂要』的主要内容,与版本无关,大体以月别占卜和占候→农耕和生活→家畜和疾病→杂事和時令?順为顺序。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在全体703个项目中,与占术和禁忌等民俗相关的项目有303件,高达43%。这可能是由于唐代流行的道敎和南北的多样性地区文化融合带来的结果。剩余的400件和杂事中的内容是有关当时农村日常生活,其中农桑和家畜及果树最多,其次是以农副产品的加工、医药卫生、日用杂器、商业和高利贷以及教育文化等为顺序而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项目。

从结合文字和标记的方式来看,【癸未字本】的特点是将各月和项目的主题用方形黑色背景和白色的文字,以此来区分项目的题目。这种标记方式可以在唐代李石的『司牧安骥集』中看到,元代的 『居家必用事项』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标记。但有趣的是,明朝鄺璠(1465~1505)编纂万历年间版刻的『便民图纂』中,各月和题目的标记方式以方形的白色背景黑色字体标记,各项目分别以○标记,与以北宋本为底本的1590年发行的【重刻本】相似。从这一点上看,可以知道【癸未字本】至少是以唐代到元代版本为对象制作了铜版。【手抄本】的形式没有在长方形内添加月明,只是用○标明了项目名称。从这种形式来看,【手抄本】可能比1590年编撰的【重刻本】更晚的17世纪以后编撰而成的。

圖1_唐『司牧安骥集』― 元『居家必用事项』―【癸未字本】(1403-1420年)

圖2_明『便民图纂』―【重刻本】(1590年)―【手抄本】(17世紀 以后)

【癸未字本】『四时纂要』的编排方式是所有五卷,春天正月卷一,二、三月由卷2构成,其余每卷由各季节构成。虽然前后有落张不能确定出版时间,但这像在唐末的著作目录,被编成了五册。有趣的是,【重刻本】在正文结束的「四時纂要冬令卷之五終」之后,附加了与次书彫印有关的「题记」和「音注」,并在最后写有“大宋至道太歲丙申九月十五日記。施元吉彫字”。以此推断,北宋本『四时纂要』很有可能在北宋至道二年(996),由施元吉版刻,并在部分地区为中心传播开来。「音注」仅仅是杭州潘家彫在这一点上很有意义。而且根据『宋会要』「食货、农田杂录」,在北宋真宗天禧4年(1020)八月,利州路转运使李昉的上言为贯彻劝农的方针将『四时纂要』雕印,并向各路的劝农史颁布,广泛流传于各处。但是朝鲜【重刻本】是以什么为底本无法得知。仅仅可以判断【癸未字本】以北宋本为底本,比【重刻本】的时期更早。从由五卷编成这点来看,至少在至道二年版刻或者以唐末刊行的原本为底本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这是因为两者之间有180年的间隔,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少差异。

首先,实际使用的文字形态有不少差别。各版本各自反复使用了一些独特的文字。即【癸未字本】中,使用了桑、昬、煞、、乹、、臈、着、； 【重刻本】中,使用了桒、昏、殺、壓、乾、軫、臘、著、浸,此外,【癸未字本】和【手抄本】写有麄、娶、?、,【重刻本】写有娵、蟲、土,而且【癸未字本】和【重刻本】中使用的並、籴、緜、鱉在【手抄本】中被写为幷、糴、綿、鼈。因此,仅凭文字形态很难判断各版本的先后出版顺序。此外,与正文中的【校記】的不同之处可有很多,如文字、“干支”的排列倒置,即使用相似的文字,又使用完全不同的文字,有时还会增加或减少一两个字。比如,把小注作为正文或其角色的事例非常多。另外,【癸未字本】也经常会把独立的项目纳入前面或后面的项目中。特别是【手抄本】和【重刻本】比【癸未字本】的差异程度更为严重。

特别是【手抄本】中遗漏和增加的程度更为严重。例如,「諸凶日」或「推六道」,项目倒置的问题很严重,而且还有不少位置的移动。还有诸如“仙家大忌”之类的句子经常遗漏或者排列顺序不同的情况也被发现。而且每个季节最后部分的时令不纯中,上天的惩戒和教训‘國有大恐’、‘國乃大飢’、‘戎兵乃來’、‘道路不通暴兵来至’、‘邊境不寧,土地分?’、‘小兵時,起地侵削’、‘國有大兵’等之类的方式被附带。这些内容比起是抄写过程中的失误,更像是抄写者根据『礼记』「月令」的方式附加的,从文字上看,大恐、邊境、戎兵、暴兵、大兵"等表现,可以判断【手抄本】可能是?難之后即十七世纪中期以后国难状态下比较时令的重要性的意图被附加。各版本的排列和文字的差异,在内容上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差异。

朝鲜【癸未字本】与【重刻本】和【手抄本】相比较时,首先现有的研究者们关心的三月的「行冬令」之后,与【重刻本】不同的「種木綿法」被漏掉的问题。一般的月令中「行冬令」是最后一个项目,然而该版本再次增加了「種木綿法」之类农业项目,违反了基本形式。因此,韩中日学者们都认为「種木綿法」是朝鲜故意增加的项目。还有研究者表明‘尿灰’之类的朝鲜特有的施肥方法在中国没有,将其插入朝鲜的‘木綿法’。因此贬低了『四时纂要』的史料价值。【手抄本】也同样出现了「種木綿法」的遗漏,可见『四时纂要』原来就没有「種木綿法」。虽然十二月的「杂事」以后【重刻本】中出现了不同月不同的各样项目,甚至出现了「行秋令」以后与三月的「種木綿法」相似的「臘日取皂角」和「合藥餌」。【癸未字本】十二月篇中,有很多落张具体情况无法知道。只有【手抄本】与【重刻本】顺序不同以‘杂事’→‘季冬行春令’→‘行夏令’→‘行秋令’收尾,可以推断【重刻本】的这个部分也在刻印时进行了修改。这样在顺序上无法理解的部分也在【癸未字本】中出现。即,在六月最后「行冬令」的后面出现了「種蕎麥」这种项目。这种情况与【重刻本】的「種木綿法」不同,并非故意插入,而是变更了位置。【重刻本】和【手抄本】中「種蕎麥」在六月的【32】和【33】之间的位置,内容也相同。问题是为什么只有【癸未字本】在最后一项插入了这个项目呢?

【癸未字本】「種蕎麥」的内容只是说?秋是播种时期,没有特别的内容。但是, 1429年在朝鲜编纂的『农事直说』的「種蕎麥」中「油麻」和「水蘇子」都位于书的最后一部分,但其内容包括播种时期、播种量、土壤和施肥以及收获等等,非常详细。特别是在朝鲜,荞麦的乡名被称为“木麦”,可见从很早之前就被栽培。如果朝鲜想要故意插入,就会加入更详细的『农事直说』的内容。但是,并没有那样做,可以判断仅仅是在印刷过程中遗漏后,最后进行追加。

如上面所说,在朝鲜时代,多种版本的『四时纂要』编纂,是因为『四时纂要』的内容与现存的不同,而且因遵照月令的形式,而劝农官或农民可以更高效地利用。特别是,原有的中国农书内容庞杂,使用起来非常不便。但是,由于『四时纂要』根据时期不同,要点整理得恰到好处,所以实际意义上的帮助应该很大。【手抄本】『四时纂要』没有的北宋至道二年(996)「音注」在【重刻本】『四时纂要』中被增加。这说明在北宋时,这种农书也不容易被理解。再说,虽然已经过去了400多年,朝鲜『世宗实录』从很多方面记载了中国农书难懂,很难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由此更能体会。实际上,朝鲜『太宗实录』也指出中国『农桑辑要』技术的优越性和对百姓有益的事实的同时,还提出了内容太难,并请求提供翻译或者夹注释。这样的事实在重视农业的世宗时期也是一样。

『世宗实录』中提到『农桑辑要』、『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等中国农书,并要求根据节气多种农耕方式守令们熟悉并试验后将技术进行普及,唤醒农民的懒惰。但是这些技术并没有被充分接受。其主要原因是没有积极地应对气候和习俗之类的风土不能完全适用于本土的环境所产生的问题。所以朝鲜颁布了『农事直说』,“想要让愚昧的老百姓更容易了解,却忽视了劝课并没有实效?”

但在朝鲜时代,【癸未字本】和【重刻本】被刊行,以至【手抄本】『四时纂要』的登场,十七世纪『四時纂要抄』和十八世纪『增補四時纂要』等模仿了『四时纂要』名字的农书,可以看出朝鲜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所做的努力,其积极性可想而知。特别是国初用【癸未字】铜板印刷的『四时纂要』,凸显了想要解决经济问题的愿望。从这一点看,【癸未字本】『四时纂要』超越了接近唐代的新农书发现的层面,朝鲜初期的农政和克服现实的意志,其意义更加重大。有趣的是,【手抄本】中代替「音注」或跋文的是收获后首先纳税、奉养父母、祭拜先祖、迎接宾客、以及为了储备种子和粮食,以一年为单位计算每月的支出。如果有时间,就提前准备好的必要物品,以应对困窘的状况之类的要求被增加在「治家要诀」的最后部分,大概有一页半的内容。这种农业生产并非单纯地为了解决衣食问题,而是注重对保持传统和家庭风俗道理的认识。

正如上文所看到的,各版本之间的出入和比较需要不少的时间。对文章进行推敲、修改、校对、编辑、插图编辑等工作得到了朴喜眞老师和在读博士安玹徹老师的无私帮助。此外,在接到【癸未字本】之后,原文对照和照片编辑以及“中文介绍”得到了硕士生丁沺的帮助,在此表达感激之情。

2017年10月5日

國立釜山大学校 歷史系 教授 崔德卿

崔德卿教授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