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代矿冶业往往对矿区及周围森林造成极大破坏，清代滇东北东川铜矿产量居全国之首，消耗了大量木炭，森林的急剧减少引发了严重的灾害，东川至今仍是泥石流重灾区。这是传统史学研究中关于东川铜矿开发的负面影响的一致观点。但在现代地理学研究视野下，基于滇东北区域历史地理数据估算木炭需求量以及植物学相应数据假设植被情况，结论则大相径庭。在本文的研究中，首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设计植被变迁模型，计算不同矿区森林破坏的面积，分析当地森林植被破坏的原因后发现，矿业确实严重地破坏了森林面积，但却不是森林消失的唯一原因，滇东北森林消失的原因是多元的，与农业垦殖及商业、柴薪需求等也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清代中期; 东川; 矿业; 森林消耗; 地理模式

古代矿业和矿区周围森林的破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由于相关微观数据极少，传统历史学在具体分析矿业对森林的影响和人类其他活动对森林分布影响的研究，往往偏向宏观。本文同时利用地理学和史学方法，首次以技术性手段研究清代矿业兴旺时期滇东北东川府大矿冶炼消耗的木炭对周围森林的影响。云南东川汤丹等著名大铜矿的相关史料相对来说较为丰富，但涉及到植被、炼铜燃料消耗量、运输路线和条件以及其他相关情况如人口分布、土地利用等情况都没有具体记载。本文在逐步复原区域的历史地理数据后，通过冶炼技术分析估算木炭需求量，再根据植物学相应数据假设植被情况，最后用地理信息系统设计植被变迁模型，在模型中估算森林砍伐和恢复过程，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观点，即滇东北矿业的不同矿区在研究时段内森林破坏的面积，受到开采冶炼的直接影响比较有限，这一地区森林的消失是自然及人为尤其是农业垦殖、商业发展及柴薪需求等多元因素导致的。这在滇东北矿业环境史的研究中，是新视角、新方法的使用，才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研究的全新的结论。

一、研究缘起

云南东川的汤丹厂是清代矿藏开采历史上最著名、产量最高的铜厂。雍正年间(1722—1735)鄂尔泰改土归流后，东川顺利成为中央集权控制下的行政区，铜矿资源的开采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乾隆二年(1726)该地开始大规模开采，出铜量较大。1730 年汤丹厂铜产量开始提高，很快闻名全国。清政府极为重视东川的铜矿开采，源自于确保钱局用铜铸币的需要，并在当地建立了铜政管理系统[i]，清代云南铜政因此留下了丰富的资料，使后人有了扎实的研究基础。

根据年产额、年度铜斤收买量的记载以及对私铜比例的估计，可以初步复原东川府所辖铜矿的总产量。该地从乾隆二年(1737)到道光末年(1850年前后)年产量始终在2000 吨以 上，乾隆 (1736—1796)中期为产量高峰期，达4000—6000吨，1770年代以后下降，但维持在2000—3000吨左右[ii]。道光末年，内战爆发，云南矿业失去市场，矿区群体矛盾酿成武装冲突，使得当地矿业一度消失。清代后期经济衰退，矿业也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民国时期滇东北的矿冶业也没有回升。现代化的工业开采基本到1950 年代后才开始。

古代的矿业史上，铜矿年产量上千吨，规模已经是非常宏大了，对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都能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一层面看，在古代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中，生产方式对植被的影响是最大的，其中影响较大的产业首推农业，矿业次之。相较而言，农业对大面积植被的影响较大，矿业对小区域生态环境的集中影响相对激烈，并且破坏性影响大。学术界对农业史研究的成果较多，包括不同农业制度的比较研究，但对矿业生态影响的研究相对少，比较研究更无从说起[iii]。迄今为止，矿业主要集中在国家或区域范围的探讨，对世界不同地区的矿产开采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尚未见到。从已有研究来看，研究区域的分布不均与资料不均匀有密切关系，欧洲中世纪以来资料非常丰富，日本德川时期资料也不少，中国矿业规模不小，可是资料比较缺乏，这是导致中国相关成果研究缺乏的主要原因。

就明清时期而言，明代记录异常少，清代初期沿续明代传统。康熙后期，铜、锌、铅、锡因涉及到铸钱，政府重视提倡矿业。乾嘉道年间铜矿方面的记录比较多，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制度、则例和课税方面，反映矿产开采、技术及运转的资料还是极为缺乏，涉及到矿业与地方社会以及环境关系的资料就更少。即使在清政府当时最重视的矿区——汤丹厂的记录中，也偏重于此矿区的产额、产量记录，虽有一部分反映具体情况的史料，如《东川地震记》、1949 年大麦地( 汤丹厂) 赵氏宗祠的一篇祠堂碑文[iv]，但在现在汤丹厂一百多年大规模开采的史料中，对矿工人数、工艺流程、经济运转等都没有任何记载，研究者很难了解到具体情况。为克服资料不足的困难，笔者将尝试用建立植被地理变迁模型的方式，对东川矿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探讨，以推进不同地区矿业史的比较研究。

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在古代矿产开采中，东川矿厂的规模是极大的，全球范围内有这样开采规模的矿区也不多见，需进行深入研究，但因资料相缺乏，研究这个案例需要采取一种并不需要数据就能分析出具体情况和结果的方法才有可能突破局限。根据以上考虑，本研究决定对矿业史研究中的一项比较核心的问题，即开采冶炼燃料的消耗导致的具体森林消耗面积来进行分析。

本研究利用数据不多的案例来开发相对简单的研究方法，以为今后进行不同重要矿区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个具有参考意义的案例。同时应用历史学的资料分析以及地理学的分布分析方法。要进行地理分析的研究，在植被数据不多的情况下，首先要对森林面积、种类、回复循环以及砍伐烧炭技术做分析并设置面积和参数。其次要知道矿藏的分布、金属生产量以及交通路线，然后再根据这些数据来分析矿产对森林植被的影响，才能估算出森林消耗的面积及区域分布。因历史植被的数据缺乏，原来植被的分布完全是假设，模型严格来说完全是抽象构造。不过，地理模型的长处是得出的数据就是地图，该图可以和现实情况比较，也可以用一些新的数据来验证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本文对从清代改土归流到太平天国时期东川府以及附近地区大矿区的开采进行模型分析研究，对矿业直接消耗的森林面积进行探讨，用地理信息系统模型建构的方法，据矿产规模、地理分布、运输路线及矿区物资需求量、供应量估算出运输量、运输效率等信息，再根据当时的冶炼技术，估算出木炭的消耗量及相应的木材消耗量，进而估算出森林消耗的面积。目前这一研究方法尚在尝试阶段，笔者将其应用到滇东北东川府地区，希望能为全球其他矿产开采区的生态影响及后果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一种新路径。

二、清代东川矿产的生产情况

清代东川府的主要铜矿区位于拱王山北坡，拱王山夹在普渡河和小江之间，河谷海拔在 1000米上下，山顶高达4300米。其中，最大的矿厂是小清河以南山坡上的汤丹厂。此外，东川在乾隆年间增开了许多新矿区，其中最重要的是碌碌厂(今落雪，海拔为 3200米)、邻近的大水沟厂( 今因民)、茂麓厂和大水沟。当地铜矿开采历史悠久，铅金属同位素分析研究表明商代青铜器的铜使用的就是用汤丹矿床的铜[v]。然而，汉代以来开采的规模和连续性等情况都没有记载。

元明时期到清雍正初年东川属于土司管辖地区，归属四川，矿业及其开采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明代唯一旁证是在《徐霞客游记》中，徐氏提到嵩明地区的道路情况，说矿道比一般的大路宽大，驮马不少，间接反映了明末东川铜矿开采规模较大、炼出的铜要运到昆明、且由汉人进行开采等情况。

清代的记载是从改土归流年间开始。但滇东北改土归流的指挥者、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奏稿中始终未提到矿山和汉族居民的情况，但汤丹矿于1726年正式开厂，乾隆初年后云南铜矿开始为北京户部和工部两大钱局供应大量铸币使用的铜[vi]。提到汤丹矿早期具体情况的文献是雍正十一年(1733)崔乃镛的《东川地震记》: “厂人累万，厂有街市、巷陌，震时可以趋避，伤亡者仅四五人，而入山采矿之槽洞深入数里，一有摇动，碛累沙挤，难保其不伤亡也。厂数百洞，洞千百沙丁。” [vii]崔氏在记录矿区的地震信息时，清楚地记录了雍正末年汤丹矿的庞大规模。地震发生时，崔乃镛人在府城，记录的情况最细，府城里没有人死亡，城外有1 名男孩受伤。矿区人数“累万”，矿洞有“数百洞，洞千百沙丁”，可以判断矿镇比府城大。“槽洞深入数里”很可能有所夸张，但矿区在地震过程中，矿洞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区域。矿洞如此之深，反映了开采规模及开采历史，深度为数里的空洞不可能是1726年自有开矿记录以来几年间就能够达到的规模，从中可确定徐霞客的记录属实。

在拱王山大铜矿开采以外，还有其他矿区开采银、铜、锌、铅、铁。拱王山山脉上和小江以北对立的牯牛寨山麓上还有几处相对较小的铜矿。金沙江以西有大风岭铜矿和小铜厂铜矿。关于其他金属的记载远远不如铜矿多，部分矿连地名都不清楚，开采规模更无记载。据乾隆二十八年(1763)《东川府志》记载，当时东川银矿厂早已关封，正式记录的矿山有者海还有白铅矿，幕魁和大水塘有铁矿，阿那多有黑铅矿。此外，金沙江以西老鸦山上有大银厂和小铜厂两个地名反映矿产情况，但其开采状况不清楚。[viii]东川府附近地区也有几个大矿，鲁甸厅的乐马银铜矿靠近牛栏江，即东川府和昭通府的界河。乾隆三十二年( 1767) 乐马矿正式开厂，虽然铜产量始终不高，但它是 18 世纪后期内地第一大银矿。[ix]金沙江以西的棉花地银厂在同一时期也成为重要的银矿，清代也属东川府。[x]

铜产量以外有关产量的记载，只有者海白铅厂( 锌矿) 有间接反映其产量的资料: 东川钱局铸钱定额是 22 万 4 千串，根据钱币重量和铸钱合金，锌成分约为 30% ，可以大概判断东川钱局铜年需求量在400 吨上下。[xi]者海锌矿年产量至少在 400 吨以上，可见开采规模不小。另外，笔者近年来的田野考察表明，者海炼锌主要在倭铅厂，这里的炉渣堆几乎填满了山谷，表明其开采历史应相当悠久，矿石从矿山的矿硐运过来。矿山厂根据记载“早封”后来又开焦磷厂，但效果不佳。然而，矿山镇山谷从前炉渣堆得比倭铅厂还多，是函银铅矿冶炼留下来的。古代铅的价格低，用途有限，可以确定矿山开采的主要对象是白银，并且开采历史长，规模大。[xii]

《道光云南通志》中记录“银厂厂课”，可以补充两个银矿以及开采规模方面相对粗略的信息。乐马原来税额为 42532 两，1829 年降到4674 两，同年棉花地上报的税额是 5106 两，金牛厂290 两、较麟厂 120 两。[xiii]根据税额判断，乐马明显最大，但 19世纪初已陡然萎缩，棉花地也算大矿，金牛和角霖( 即矿山) 规模不大。税额和其他记载与田野考察的结果差异较大，据道光中期当过会泽县知县黄梦菊《云南事实》记述，棉花地于乾隆三十六年( 1771)前后开始缺额，金牛厂乾隆四十三年( 1788) 开厂，乾隆五十四年( 1799) 最旺，但 1800 年前后矿洞入水，无法采矿，矿业就开始走下坡路。笔者进行的田野考察的结果表明，棉花地开采曾经十分繁荣，金牛开采规模相对较小。[xiv]因炉渣堆是最客观、直接的证据，据此判断金牛厂的税额偏高，矿山虽封锁，但实际上的开采规模也不小。

图 1: 清代东川府和附近地区的铜银锌矿示意图

说明: 本文地图参照谭其骧著《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年) 及作者田野调查得到的情况绘制。

根据以上分析初步判断，乐马厂是18 世纪后期的超大银矿，19 世纪后逐渐缩小; 棉花地定为大矿，可能乾隆前期最旺; 矿山厂白银和黑铅开采规模都大，但开发时间不太清楚; 金牛厂为 1780—1790 年代兴旺一时的银矿。幕魁、大水塘两个铁矿虽然除了地名以外，没有其他资料可供利用。唯一线索是铜锌银矿业冶炼时对铁器工具有大量需求，因而铁矿开采的规模应该也不小。[xv]图 1 提供东川府和周围地区的地理情况和大矿分布的基本情况。

以上分析可以确定，矿业是清代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矿业开采带动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和农业开发，逐渐形成了坝子地区以及坡度不高的山坡上人口密度比较大的聚居态势，半山区开垦的田地逐渐增多，对森林的砍伐及消耗的面积开始增大。

三、东川矿区分布交通地理与矿区物流体系铜政管理体系

留下的资料，如《铜政便览》《滇南矿厂图略》提供了矿厂、铜店、卡和站的地名以及运铜费用方面的规定，用这些信息可以复原矿区地理状况，包括矿区、矿镇、村落和交通路线。[xvi]

这项工作从地理位置相对清楚、前后未改变的重要城镇出发，根据路程的距离，核实查明那些较小的、不能确定具体位置的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依据史料记载的距离来考虑判断的里程，不能等于测量的实际距离。原来定里程的标准是时间，包括距离、坡度以及路况，因此，只要完成从资料记录到制定出相关规定的过程后，就意味着所有运输不管天气、路况或意外，都要一天之内完成 60 里路的运输任务，因此计算的里程只会偏高，不会偏低。

文献史料中 6 个大铜厂定位比较简单，但 15 个子厂非常难找。[xvii]在清代的铜政管理体系中，母厂和子厂的区别是财政管理中需要制定的。母厂是正式开厂的大矿，子厂是后来开采，铜本、产额和母厂一起计算的矿。寻找记载中的地点时，经常遇到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大厂基本是母厂，但子厂的规模不定，有可能是单独的矿洞，也有可能是规模不小的矿区，其中部分开采时间不长、规模不大的子厂很难找到。第二，根据规定，子厂和母厂距离不得超过 40 里，子厂将生产的铜运到母厂的运费可以报销，办子厂时距离会报远，利于母厂灵活地向管理部门报销钱额。实际上文献中对子母厂之间距离的记录不多，一般是 40 里或 20 里，显然和真实距离关系不大，因而子厂的地理位置无法用记录来判断。由于这些困难因素，除个别规模特别大、留下遗址的子厂以外，大部分子厂无考。本研究中唯一能确定的子厂是汤丹的子厂九龙厂，规模可能和独立铜厂的紫牛坡铜厂相等。其他几个子厂名称虽然无法明确对应上，但离大厂很近。在下面的研究中，子厂和母厂笼统算一个矿区。

拱王山上的古代矿区因现代开采地貌变化很大，古代矿硐、水塘、明槽、冶炼遗址、炉渣、建筑等都无复存在。对矿山交通路线的恢复难度也比较大。在初步根据地图确定路线之后，笔者进行过几次田野考察，针对性地考察记载中不清楚的路段和陡坡山涧无法修公路的地段，以及古代道路保存较完整的地段，同时还采访当地人，力图用口头历史学的方法，尽可能多地了解传统路线和运输条件的具体情况。[xviii]

图 2: 茂麓厂到东川府的厂道路线示意图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对道路主线和厂道进行分析，发现文献记载和现实地理有一定出入。例如驿道的里程明显偏长，60 里的里程实际上不会超过 22公里，但厂道里程相对长一些，经常达 25 公里。此外在部分厂道发现明显的记载错误。其中茂麓厂到会泽的路线最明显: 根据文献记载，茂麓厂到大水沟需走四站，经过桃树坪、树结和苗子树，从大水沟到会泽又走三站半，和大水沟路线一致。其中茂麓厂出来第一站桃树坪几乎肯定是当今小桃树坪村。第二站如果是近现代的金沙江上渡口的树节，就很难理解，因为这里离茂麓和因民都相当远，如果理解为金沙江大湾不到的牛厂坪有一定的可能，但也绕路，第三站苗子树未能查到。在地图上画出经过小桃树坪和牛厂坪到因民的路线明显不合理，路线从茂麓先直上小桃树坪，其实离因民已经不远，但又下到金沙江才上因民，从距离来讲绕得远，上下高坡更不合理。

图 3: 东川府南部的铜矿区示意图

2008 年 11 月，笔者第二次到东川，向东川市文物局前局长李天护请教。李先生当时 73 岁，在 20世纪 80 年代时曾带队考察铜矿文物，对铜矿文物及历史较为熟悉，迄今依然承担着文物保护的重任，他专门带领笔者考察了舍块乡的茂麓村。我们采访当地村民了解到，往因民的小路直接从老厂区沿着山梁往上爬，一天就走到因民。但当时恰逢大雨，笔者无法亲自顺着路线考察，只能看到从厂区山坡上往山梁确实有修过的古道路，在一两处凿通岩石，可以确定是大规模开采时代修的道路。

因民( 大水沟厂) 和落雪的厂道按规定要先往南到汤丹，再返回往东北下到小江，从小江塘转东上会泽坝子，总共花 3． 5 日。根据大朵村民的介绍，马帮经因民和落雪到会泽并不路过汤丹，从两条路线直接下到小江上的大朵，大朵到会泽一天就能走到。根据民国年间的地图恢复这个路线，显然比规定的路线短很多，并且好走。茂麓厂道的分析表明，根据运铜路线规定走七站半的途程，实际需走 3—4 天。

复原的严格来说是近现代路线，和乾隆后期茂麓厂旺盛时期会有一定出入。虽然如此，复原结果清晰表明规定中的厂道在运输繁忙时期是不可能使用的。这条路线写入规定的原因有三种可能:( 1) 抄写错误。( 2) 沿用最初探矿队或其他反映茂麓情况的人走到茂麓的记载。( 3) 地方政府将新的矿产运输通道报给迤东道时故意加长了距离，主要原因是地方官知道上级对地方地理的了解有限，故意将厂道编长，以便能够多报运费。其实紫牛坡厂和大风岭厂到会泽的厂道，已经重复了一站。由于在子厂距离和其他次要铜矿的厂道也发现过类似情况，第三种解释的可能性相当大。

茂麓厂道的案例表明，铜政文献的可靠性是有限的，虽然有具体的路程规定，但其管理的目的主要是用于经费的报销，并不是以记录地点和运输路线为目的。另，云南其他铜矿的运输路线有更夸张的例子。最明确的案例是宁台厂到大理的路线，又绕远又翻过苍山。复旦大学杨煜达教授和笔者到永宁的厂街考察时，当地老人谈起宁台厂就指出，厂街对面的丘陵说是“四十里大坡”，其实是“骗钱”的，人背马驮时期根本不经过的。[xix]

官方规定的运铜路程资料除了与实际情况不符以外，其稳定性对本文的研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一般情况下，则例和规定成书之后是很难改动的。但山路交通情况变化相当平凡，会受到滑坡、水冲、地震等因素影响，平常运输时间和桥梁等设施的修缮和塌坏的频率有关，运输效率根据用马、骡子、驴和聘请的是职业背夫还是当地村民等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规定中的路线和里程，一般情况下能反映制定这条路线时期的基本情况。铜政管理制度大体在乾隆初期形成，子厂等补充规定的修订，是到乾隆朝后期慢慢完成的。初步开发之后，在开采兴旺期间经过道路、桥梁等运输设施的修建和马帮的发展，运输效率很可能明显提高，经过内战破坏和战乱导致的经济危机之后，道路情况恶化，同时缺乏马匹，运输效率可能明显下降。

口述历史反映的近代矿区交通情况和文献中明显不同，近代路况并不好，但马帮一天走一站半到两站，据说运铜用大骡子，一驮约 100 公斤，矿区专业背夫有能背 80 公斤的。[xx]这些说法与文献记载的出入比较大，也很可能有所夸张，但是很可能反映清末到民国时期穷困村民的生计压力，人被迫和驮马竞争，背夫的沉重负担形成的极端地卖力为生的体力技术状况。同时也说明规定的要求比较保守，其基本根据是一般平均要完成的距离和每匹马驮的重量。

出于以上客观因素的考虑，东川矿区交通网的复原基本根据史料，路线根据文献地名和近现代小路的实地情况，可疑路线用近现代情况。另外，没有记载的路线一站的距离按照 20 － 24 公里估计。

图 3 是以上工作的结果，绘出人口和田地集中的平坝、主要矿区和道路干线。

[i]［瑞士］傅汉斯: 《清代初期的货币政策和云南铜矿》，苏黎世大学汉学系博士论文修改稿，1989 年。

[ii]傅汉斯: 《清代初期的货币政策和云南铜矿》，第 278 － 280 页; 杨煜达:

《清代中期( 公元 1726－ 1855 年) 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历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iii]目前受重视的大分流讨论，也是就农业、工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的，却为涉及矿业的生态影响。

[iv]《赵氏宗祠碑文》，见《清代的矿业》，北京: 中华书局，1983 年，上册，第 103 －104 页。

[v]商代铜器方面的研究，见李晓岑: 《商周中原青铜器矿料来源的再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杨光坤: 《东川发掘铜器的研究》，1992 年;明代后期到 1733 年汤丹矿历史探讨的研究，见［德］金兰中:《崔乃庸〈东川地震记〉与汤丹铜矿供京铜之前的历史和开采规模》，Cross － 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Ｒeview，2015 年，13 号: 51 － 74。

[vi]金兰中: 《崔乃庸〈东川地震记〉与汤丹铜矿供京铜之前的历史和开采规模》。

[vii]金兰中: 《崔乃庸〈东川地震记〉与汤丹铜矿供京铜之前的历史和开采规模》。

[viii]金兰中: 《崔乃庸〈东川地震记〉与汤丹铜矿供京铜之前的历史和开采规模》。

[ix]相关分析见杨煜达、金兰中译: 《边疆银矿: 清代西南边疆地区的矿业社团》，金兰中、Keiko Nagase － Ｒeimer 编，Mining，Monies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Societies: East Asi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古代晚期社会中的矿业、金融和文化: 东亚和全球视角下的探讨》) ，雷顿，2013年，第 99 页。2016 年 11 月 18 日笔者和杨煜达对棉花地的田野考察确定大规模开采和清代时期的繁荣。

[x] 2011 年 4 月 9 日杨煜达和笔者对乐马的田野考察确定非常大的开采规模。

[xi]川钱局的钱文重量偏低，按一枚文 4 克重量和锌为铸钱合金属的 40% 计算，年铜消耗量为 358 吨。

[xii]见《云南会泽铅锌矿志》，1992 年。李晓岑、杨煜达和著者 2014 年 8 月田野考察发现倭铅厂无矿硐，冶炼遗址颇大，矿山镇附近炼铅炉渣以前填满山谷，反映古代炼银规模之大。

[xiii]（道光) 《云南通志》，卷 72 矿厂。

[xiv] 2016 年 11 月 18 日笔者和杨煜达对棉花地的田野考察，2016 年 11 月 12—13 日笔者带领余华、张野莓、邓智成对金牛村进行田野考察。

[xv]幕魁和阿那朵的位置未能查到。阿那朵黑铅厂大概就是矿山厂。幕魁根据近代地图上的铁矿反映大概的位置。

[xvi]吴其濬: 《滇南矿厂图略》，1844 年刊本，《续修四库全书》版本。《铜政便览》用嘉庆稿本，《续修四库全书》版本，另外有光绪年间稿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xvii]傅汉斯，1983 年，第 281 页。

[xviii]相关田野考察工作包括那姑到蒙姑的两条古道、牛栏河上的江底到昭通坝子上的驿道( 金兰中、罗汉斯Hans － JoachimＲosner、狄森风 Stefan Dieball，2007 年 3 月) 、茂麓到因民的小路、小江河谷的小江到会泽坝子的古道 ( 金兰中和苏荣誉，2007 年 11月) 、小江河谷洒鱼到乌龙古道 ( 金兰中 2007 年 12 月) 、昭通坝子经过五寨到大关的晚清驿道 ( Kim、Ｒosner、Dieball，2008 年 3 月) 、莲峰到金沙江河谷的糖房( 金兰中和狄森风，2008 年 3 月) 、会泽的乐业经过老铜店到江底的古道( 金兰中和聂选华，2015 年 11 月) 。

[xix] 2011 年 3 月杨煜达与笔者田野考察。

[xx]错在 2007 － 2008 年于东川区、会泽和昭通地区的田野考察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