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冯尔康，历史学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1934年生于江苏仪征，1955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曾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谱牒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著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概论》《清代人物三十题》《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等。
（2013年，冯尔康在“传统中国社会与明清时代”学术研讨会上）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度兴起。冯尔康教授是中国社会史复兴潮流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其社会史研究既有《中国社会史概论》的理论总结，也有宗族史、谱牒学、日常生活史的精深探研。在新时期，如何将中国社会史研究向前推进，冯尔康教授对此有着深入的思考。
对宗族史的贯通研究
问：冯先生，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您从事史学研究数十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治学精力，不断有新著问世。这次想请您谈谈近年主要关注的问题。
答: 我想这将是一次愉快的学术交谈。说到我的研究，基本上是先前中国社会史研讨的继续，也有一点领域的扩展。主要精力用在宗族史方面，对研治清代宗族史和中国宗族通史用力最勤。此外适当进行了女性史、海外华人史的研习。清代天主教史原先基本没有接触，近年投入不少精力。总之，我基本上还是围绕社会史做文章。
问：我们是不是先从宗族史谈起？“五四”以来很长时间，宗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一度遭到取缔。您是怎么开始关注到宗族史这个研究领域的？
答：以前，包括我在内的激进力量、激进学人对宗族的态度是全面否定的。主流意识把族权作为封建主义“四权”之一予以批判，斥责它对族人的控制、迫害，是土地革命的对象。我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接触宗族史的，其时我撰写清代租佃关系史研究生毕业论文，阅读地方志、学术笔记、家谱、文集和政书。我受的训练是，每读一本书要全面搜集资料，不是只找与目前研究课题有关的材料。这样我在租佃关系史之外，获得不少宗族史资料，很有兴趣，认为值得研讨。这时，社会上兴起天天讲阶级斗争热潮，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而封建主义回潮就是农村有人修家谱。我当时本着史学研究为政治服务的要求，觉得应该参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这是我宗族史研习的开始。
问：后来您将宗族研究深入下去，做出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请问在研究中，您有哪些认识？
答：我想先说说用力最多的清代宗族史。这方面，我发表了30多篇专题论文和心得笔记。其中既有专论某一具体方面的，也有综论清代宗族特征的。
通过对清代宗族的族长、祖坟、祭礼、族谱等一些具体问题的考察，我对清代宗族情况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较为明确的认识，对此前的宗族批判论作了深刻反思。比如相当一段时间内，宗族族长被看作宗法专制体现者，是欺压族人的恶人。但是我发现，这种看法失之偏颇。在清代，族长及其助手的产生常常不是通过宗子制继承的，而要经过族中部分人的协商遴选。族长行使权力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要以族规、祖训为准则，又要受到族人“合议”的制约。出现问题，族长甚至会被免职。为了光大门庭，提高社会地位，宗族常常会遴选有才德的族人担任族长，并要求他振兴族务、遵守国法、做到自律。当然，由于宗族有其宗法性，族长有专制因素，甚至有的族长作恶多端。但把他们都视为“青面獠牙”，就并非清代宗族族长的实况了。
清代宗族是含有宗法成分的自治性互助团体。宗族确实含有宗法因素，但不应过分夸大。其自治、互助的功能，适应了民众生存生活的需要，起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另外，清代宗族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中介组织，促使贫乏的社区生活面貌有所改变，有益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应给予肯定和尊重。宗族文化中的互助精神、自治意识、亲情意识是中华精神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建设当代社会文明的有益资源。
问：我觉得您的评价是客观的。从清代宗族的研究出发，您对宗族通史也作了富有建设性的研究。就我所知，您近年不断有新著问世。下面，能否讲一讲您的中国宗族通史研究？
答：好的。我对从商周至21世纪初年的宗族、宗亲活动作了分析，将宗族史分为5个阶段。先秦为贵族宗族阶段，秦汉至隋唐为世族、士族宗族阶段，宋元为官僚宗族阶段，明清为绅衿与平民宗族阶段。20世纪以来是第五个阶段，宗族史开始进入宗亲会阶段，颇具俱乐部性质，完全克服了传统的宗法性。其实宗亲会时代，“宗族”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族了。
在宗族通史研讨中，我还梳理出中国宗族的4个特点。第一是具有持久性。宗族持续发展，可以说是唯一从古至今始终存在的合法社会团体。其他团体，比如合法宗教、行会，都不如它的历史悠久。第二是民众性。宗族将广大民众组织在它的团体之内。明清以后，宗族逐渐民间化、大众化，成员众多，结构也变得较为复杂，能够将广大的民众吸纳进去，成为了民间最具广泛性的团体。第三，宗族是具有某种自治性质的团体。第四，宗族是中国君主专制的基础，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影响着民间社会生活。最主要的是，历朝政府大多实行“以孝治天下”方针，希望用“孝”、用宗族来稳定其政权。
问：谈到宗族与国家关系，您认为研究宗族史与研究中国历史是怎样的关系呢？
答：在一定意义上说，宗族史是中国历史的缩影。从组织形态上，国家的君主制和宗族的族长制性质是相同的，可以说，从上到下，家长制一以贯之。在很长时期内，国家、宗族的宗法等级性是一致的，社会的等级构成是“皇帝-贵族-官僚-士人-平民-贱民”，宗族的结构式是“皇族-贵族宗族-缙绅宗族-衿士宗族-平民宗族”。宗族形态与社会性质也是同步演进的。在古代君主制社会，宗族组织形式是族长制。近现代转型期社会出现了族会暨议长制。现代社会则产生了宗亲会会员大会暨监事会制。在君主专制社会，没有民主，民权极其微弱，极难建立各类团体，也没有政党，然而宗族始终是合法的。宗族一方面是政府的附庸，但另一方面也有其自治性。宗族是实行民主制的一种社会背景，也可以说是社会基础，是今日村民自治的前奏。基于此，我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可以从研究宗族史入手。当然，从宗族史看中国史只是一种方法、一个角度，不会也不可能排斥其他研究法。
跨文化交流视角下的体悟
问：近年来，您将天主教传教士在清代的活动、清朝诸帝对天主教的政策，特别是康熙帝与传教士的互动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为什么选择这个专题？
答：我是研究清史的，清代天主教史自然也包括在内，但不是必须要进行的内容。我作此项研究有契机、机缘、学术上“知耻”诸种因素。
契机是2011年10月到2012年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中法文化交流大展”。其间，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联合举行了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出席并写了论文。会间参观“大展”，我第一次见到康熙帝模仿、创新制造与使用的数学仪器，有圆规、角尺、十二位盘式手摇计算机、几何体比例规、八位对数表等。以前，我从文献中知道康熙帝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一些情形，但文献记载平平淡淡。这次欣赏到实物，令我大为震撼。中华帝国一向以自己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康熙帝却屈尊以西洋传教士为师，并模仿制造西方仪器。这令我真切感受到他尊重科学新知识的意识和强烈的求知欲望！震惊刺激我去了解“康熙帝与西方文化”的历史，而康熙帝的西方知识是从传教士那里获得的，研习这个课题，就自然涉及清代前期天主教史。
促进我进行写作的，还有“知耻”的思想因素。在与友人王思治教授合著的《康熙事典》中，我犯了一个史实错误，将罗马教廷传信部的马国贤当作了耶稣会士。发现后，我心情非常沉重。我是以实证史学观念治史的人，竟然出明显的史实差错，还配为史学工作者吗？对康熙帝尊重科技的佩服与对自己差错的惭愧两相结合，于是有了研治康熙帝与西学、康熙帝与传教士关系史的写作冲动和决心。
（康熙用过的绘图仪器）
问：从2011年到现在5年多时间，您发表了十来篇关于清代天主教史和传教士的文章。听说最近还要结集出版（按：现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您能谈谈在这项研究中有何心得吗？
答：在清代天主教史的研究中，我着眼于政治与宗教的双向关系，既要明了天主教发展变化史，又从教会史角度观察清朝的政治。要说心得，我有这样几点。一是中庸方针政策有利于社会发展与稳定。康熙帝在宽容教令的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对笃信儒家道德伦理的臣民与天主教徒均持认可、保护的态度。因此天主教虽与“儒教”的意识形态冲突，但并没有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二是君统与道统分离是古人的政治智慧。在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上，许多臣民和皇帝政策见解不同。历史证明，君统、道统的分离对社会有好处。三是应该正确对待外国文化、先进文明。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文明从未间断，这令中国人产生根深蒂固的世界中心论，蔑视外国文明。但是这种中心论的实质是帝王中心论、统治者中心论，是统治者需要的观念。在这种情形下，康熙帝能够承认西方文化，主动招募西方科学技术艺术人才，其博大襟怀，超越其他帝王。但是，他又是“中体西用”论的提倡者。他不懂得世界文明中有普世性的进步成分，只知维护“道”不变，这就限制了他的政治眼光，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问：海外华人社会史也是您近年的一个研究课题。传教士来华与华人海外移民可以说是一组相互呼应的题目。通过考察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一定会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吧？
答：我对海外华人历史的关注，起初是宗族史研究的延伸。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出席了几次相关领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些会上，我从与会的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学者那里获得了海外华人宗亲会的一些知识，并得到了港台地区有关出版品，这让我大开眼界。这些知识对我的宗族史研究很有启发。后来，在我写《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宗族社会》等书时，将海外华人宗亲会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近些年，我经常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旅行中也在不断搜集华人史资料。
我对海外华人的中华礼仪活动进行了一些观察，感到这些活动给予了他们精神寄托与慰藉，反映出海外华人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在进行这些观察时，我的脑际萦绕着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挥之不去。“野”是相对中心而言的，也可以包括有传统文化联系的邻国、有华人的国度。礼的某些内容在中心地带消失，在“野”则可能保留着。中心地带失去的礼，有的已经不适合于现代社会，理所应当让它消失。有的则未必，或一时消退，而后又被人们认识到它的价值，重新拾回来。现在我们就是要认识那些需要拣回来的东西，让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我有点惭愧，这方面深入探讨还不够，但是也在跟踪调查新资料。
纵横结合思考社会形态问题
问：可以看出，您的研究是从具体问题入手，但在一个个问题后面，似乎有着对历史进行宏观把握的目标。是不是这样？
答：是这样的。我的史学研讨内容，主要是具体史事，具体的人物、制度和事件，但是微观研究中确实有着宏观的旨趣。这是有意识的行为，而且是强烈的意识。我的方法是讲求“纵通”与“横通”的结合。“纵通”是注意研究对象的古今发展线索，“横通”是留心研究客体与其他事物彼此间的关联。我希望用纵横结合的方法达到对具体历史有较大范围的理解和说明。
问：能举例说明您在研究中的宏观思考，以及“纵通”“横通”方法的运用吗？
答：好的，现在我来说一些事例。前面说到我从许多微观考察中梳理出宗族史发展的5个阶段，我想这可以算是“纵通”的一个例子。“横通”的一项成果是从宗族史探讨拟制血亲史及双方关联，撰写了长文《拟制血亲与宗族》。历史上存在着不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在社会交往中比附血亲关系。我使用人类学“拟制血亲”概念，来描述这种历史现象。认同宗、拜干亲、结拜金兰、收养义子、奴从主姓、皇帝赐姓等，都属于拟制血亲或类似拟制血亲，以此同宗族发生了联系。透过这些历史现象，能够看到中国古代社会乃至近现代社会的一个侧面，从而加深认识中国古代政治的演进，古人社交关系和社交生活，历史上的移民社会及移民生活等。
“纵通”与“横通”结合的一个例子，是我将宗族史与社会形态史的研究融汇在一起。社会形态问题是研究历史学绕不过去的问题，曾经是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学界通常将秦汉以降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封建宗法社会”。我对此提出质疑，提出秦汉以降为“变异型宗法社会”。这是基于3个事实。其一，秦汉以降的帝制具有浓厚的“家天下”成分。皇帝和皇族制度仍然是宗法专制制度，但天子不再身兼宗子，变为单纯的国家元首。其二，实行小宗法制。随着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皇帝的大宗地位已无诸侯小宗可以支配、维系。民间宗族壮大，到古代社会晚期，宗族成了民间化、大众化的组织。其三，宗法专制性、族人依附性既得到保存又受到削弱。宗法性与专制性是相伴而生的。宗法的血缘关系与社会等级制及观念结合，成为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基础。不过宗族民间化之后，族长与嫡长制逐渐脱离关系，通常由有力者出任，出现遴选制、推举制。宗族对族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弱，这是历史趋势。基于这3个事实，我提出，秦汉以降的社会是“变异型宗法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封建宗法社会”的传统说法，我不愿再继续沿用。
问：在您和学界同仁的努力下，如今社会史已成为一门显学。可以说由于这一领域的异军突起，史学研究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史是一门具有深刻现实关怀、通古今之变的学问，在您看来，继续深化与拓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努力方向有哪些？您对未来的社会史研究有哪些希望？
答：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是继续深化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不停地拓宽研究领域。我们处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研究方向，最大的问题当然是人类社会走向。人类的追求与生活是怎样的？人类未来将是怎样的？这类宏观问题需要时刻徘徊于脑际，就我目前认识到的研究方向、研究课题有3个。
一是应特别关注以人为本的历史。要尊重社会个体———“人”的历史。研究人的生命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生存环境史与生态环境史，即政治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经济生产、社会风俗。研究身体史，包含卫生医疗史、生育史、死亡史。
二是应研究社会细胞———家庭的演变史。学者吴小英近日提出，我国有着从“去家庭化”到“家庭化”的变化。我知道，在“家庭化”趋势下，家族会、宗亲会、修谱活动频频出现，不仅修纸质本的家谱、族谱(宗亲谱)，还创造了网上修谱。在现代化过程中，宗亲活动没有消失或沉寂，这就向宗族史、家庭史研究者提出研讨的新课题。
三是应关注第三产业大发展形势下人的活动史。随着社会富裕、生活平静而有保障，体能锻炼、刺激性娱乐和探险应运而生。如体能活动大量减少，为活动身体，家庭购置跑步机，社会出现健身房行业。攀岩、悬崖跳水、蹦极活动增加。体育明星、演艺明星的被追捧，实质是被消费。休闲式旅游业，连同餐饮业大发展，成为某些国家、地方支柱产业，等等。
当代社会新现象，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与古代、近代社会有着内在的历史渊源，也是未来社会发展演变的依据，从当下社会现象回观历史，是纵通地观察历史，可能认识得准确一些。
对中国社会史研究，我的愿望是，大家都来关注下面说的两个问题。社会史研究成为“显学”，不一定完全是好事，容易难以为继，容易失去真理，所以我一再呼吁要警惕。同时还要警惕研究的碎片化，牢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为写出整体史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