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时代的农业全球化

撰文：刘歆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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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0-1500年间，在旧大陆，曾发生过一次可被称作史前农业全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逾越欧、亚、非洲之间巨大的地理鸿沟，将原本独立起源的驯化植物和动物以及它们背后的思想，从一个地理单元带到另一个地理单元。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生活在东亚、西亚、中亚和南亚、欧洲与北非的人们，都开始从事一种全新的，更多样的农业。新的系统由本地物种和外来物种共同组成，丰富了原有系统对单一地貌、季节、水资源的依赖。这是一场变局。它构成了为今天的我们所熟知的“农业”。一种包括多季节和多生态系统的农业。史前“农业全球化”是此后3500年旧大陆社会进程的经济基础。

尺度相近的“全球化”也发生在历史时期。著名的“哥伦布交换”将新、旧大陆原本独立的农、牧系统带给对方。另一个例子是发生在8-10世纪间的伊斯兰农业革命，将非洲出产的高粱、中国的柑橘、印度的芒果、棉花、甘蔗等，通过庞大的伊斯兰贸易网络，传播至各地。

旧大陆史前文化交流是考古学家热衷的话题之一。早期的讨论涉及语言、城市化、游牧、冶金术与物质形态等议题。20世纪很多重要的学者都在这些问题上有精彩的议论。 这些讨论帮助我们厘清了欧亚史前史的基本时空框架，也是近年来进展的学术基础。 植物考古与动物考古学在亚洲各地的蓬勃发展，加之稳定同位素分析和考古遗传学等新手段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视域。通过这个视域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旧大陆东西交流的时空问题。

一个核心故事是公元前5000-1500年间东亚与西亚两地间的物种交换。起源于西南亚洲“新月沃土”（the Fertile Crescent）的麦类作物（尤其是自动脱粒小麦和裸大麦）向东传播至古中国与古印度。与此同时，原产与中国的旱地作物黍与粟向南和西传至东南亚洲、南亚、中亚，随后经西亚、高加索，到达地中海地区。 原产于中国长江流域的水稻在这一时间段传至东南亚与南亚各地，并可能与印度本地的水稻品种相遇。另一场重要的农业交换，时间上略晚，发生在北非与南亚之间，将非洲的高粱、珍珠粟和龙爪粟带到古印度。参与交换还包括驯化动物、冶金术、源自东、西方的手工制品、装饰品等。有形的“舶来品”和无形的思想在史前的欧亚大陆不同地区间移动，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段达到顶峰。而农作物和农业思想的传播，发生的时间更早，空间上更广阔。似乎是公元前第二千纪“欧亚交换”（trans-Eurasian Exchange）的先声和基础。

上面三张图是对史前农业“全球化”的示意 。图上的箭头并不代表某一次“传播”，而是对目前所知数据年代序列的整理，它们代表“过程”，历经千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事件”。本文梳理的时空框架基于目前发表的数据，遗址和数据信息详见 Liu et al. (2019)，图示有所修改。

公元前5000年以前，起源与西南亚洲“新月沃土”的多种麦类作物（包括一粒小麦、艾玛小麦、硬粒小麦、斯佩尔特和普通小麦、二棱、六棱的皮大麦与裸大麦等）首先向西传播，经过地中海北岸、多瑙河流域和科尔巴阡山脉东侧等多条路线传至欧洲各地。此时，小麦与大麦的地理分布范围北到德国北部，西至西班牙南部和摩洛哥，向南到达尼罗河上游的努比亚地区。向东，它们沿着伊朗高原北缘传播，出现在图库曼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地的遗址中。

在中国（5000 BC前 ），黍与粟的遗存多出现在沿黄土高原东缘的一系列新石器早期遗址中。目前所知的证据中，黍、粟的分布范围西到渭河流域，东至泰沂山系，北达西辽河流域。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的水稻，此时北传至山东和陕西等地。在南亚，对野生稻的利用出现在位于恒河流域遗址中。

公元前5000-2500年间，小麦与大麦继续东传，进入南亚和中亚。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上段（3000-2500  BC），多种麦类作物在印度河流域以及印度西北地区种植。自动脱粒小麦向北沿着“内亚山廊”（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传播，在公元前2500年前出现在哈萨克斯坦东部的遗址中。最近报道的新疆阿尔泰地区的麦类遗存，也正在“内亚山廊”向北的延长线上。

公元前5000-2500年间，黍与粟的种植范围超出了黄土高原。公元前3000年前后，黍出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公元前第三千纪下半（2500-2000 BC），粟与黍出现在福建。粟作农业不迟于公元前2500年前出现在台湾。黄土高原以西，黍、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2500-2000 BC）传至青海东部和河西走廊。同时南下川西 。公元前2500年前水稻种植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河流域，并南传至台湾、广西等地。同一时期，南亚的籼稻利用出现在恒河和印度河流域的多个遗址中。有学者认为南亚这一时段的稻作利用尚在“前驯化”阶段（pre-domestication cultivation）。形态学意义上的“驯化”籼稻要到下一阶段才出现在考古证据中。

公元前2500-1500年间，小麦与大麦向西北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英伦三岛。向东南则进入中国腹地与印度南部。小麦与大麦传入中国腹地的路径存在争议，学者们的意见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小麦遗存在公元前3000-2500年间同时出现在三个互不相关的地区：西天山及阿尔泰地区，印度西北部与克什米尔地区，中国东部的山东沿海。如果前两个区域与“内亚山廊”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农牧业扩张相关，来自山东的小麦遗存（直接测年在2500-2000 cal. BC ）则启示我们思考陆地之外农业传播路径的可能性。小麦遗存也见于福建、韩国等地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沿海遗址中（目前没有直接测年数据）。这些证据指向一个公元前2000年前的海洋系统。但如何在南亚和东亚沿海地区间建立谷物传播和文化关联，是待探讨的问题。除了较早的山东的数据，小麦与大麦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发生在公元前2000-1500年间，从西天山到中原，年代上大致成西早东晚之势。小麦和大麦在东传的过程中呈现时、空不同步的现象。麦类东传很可能存在多条传播路线 。事实上，麦类作物西传欧洲，也通过了几条不同的路线。在直接测年数据中，小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出现于中原遗址中。大麦进入中原地区则是公元前第一千纪的事。

公元前2500-1500年间，粟与黍西传与南传。黍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下半（2500-2000 BC）传入哈萨克斯坦的西天山地区（最近的同位素数据可能会将这一时间提前），粟在这一地区的年代则要晚一千年左右。公元前第二千纪，黍陆续出现在位于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土耳其等地的遗址中。黍出现在希腊西北部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 。进一步向欧洲腹地传播的时间尚存争议。此前，数十个欧洲新石器时代（6000-4000 BC）遗址曾报道过碳化黍的遗存。2013年，我们对来自8个遗址的10个出自新石器时代地层的碳化黍样品进行直接测年。这些遗址分布在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黑等地。结果是全部10个样本的绝对年代都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最早的绝对年代来自一个位于匈牙利的Sopot文化遗址。校正后在3500年前后(Motuzaite Matuzeviciute et al. 2013)。这也许正是黍作传入中欧的时间点。然而欧洲碳化黍、粟直接测年还很有限，是接下来值得关注的工作。此外，东欧新石器时代陶制品表面所见的“小米”印纹，也值得进一步梳理(An, Pashkevich, and Jones 2018)。在南亚，粟与黍在2000年前后出现于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晚期的遗址中。最近的证据表明这一年代可能会提前到公元前第三千纪。由此向西，黍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段出现在也门和苏丹的遗址中。在东南亚，粟在公元前2000年前出现在泰国南部。

公元前2500-1500年间，水稻种植广布东亚、南亚、东南亚各地。从公元前第二千纪以来，印度北部的籼显示出明显的“驯化”形态。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与更早驯化与长江中下游的粳稻南传印度相关(Fuller 2011)。然而东亚水稻传入南亚的路径和具体年代仍值得探索。这一时段，原产与非洲的高粱、珍珠粟、龙爪粟 在撒哈拉以南地区传播，并跨越印度洋，出现在南亚的考古遗产中。

史前农业全球化是一个突破旧大陆因环境、地貌、气候不同所造成的地理鸿沟的过程。如果欧亚史前史存在一个如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所描述的“长时段”效应（Longue durée）的话，在亚洲中部，以青藏高原为中心的内亚山地，似乎是这种效应的核心地貌（就像地中海在欧洲历史中发生“长时段”效应那样）。最初作为壁垒（2500 BC以前 ），内亚山地把欧亚大陆一份为二，将东方的夏季风农业（包括中国东部和印度大部）与西方受西风影响冬季种植系统（包括西亚、南亚西北部和欧洲）。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和第二千纪（2500-1500 BC），内亚山地逐渐成为联系东、西农业的纽带。在南北向上，青藏高原周边的垂直海拔地带将暖湿的南亚与干冷的中亚在生活方式上联系了起来。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东亚与西亚农业起源在地貌存在相似性。在西南亚洲，早期农业遗址常常出现在远离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流平原的山前洪积扇的边缘。这些位于扎格罗斯山脉、托罗斯山脉和黎凡特群山脚下的早期农业遗址共同构成了布列武德（Robert Braidwood）所称的“新月沃土的山之一翼”(the Hilly Flanks of the Fertile Crescent)。英国学者Claudia Vita-Finzi在60年代提出“地理机会主义”（Geological opportunism）的观念，用以解释全新世早期地貌变化背景下人群有意识选址的问题。选址的策略决定了早期农业的规模和植物驯化的方向。最近开始流行的“文化生境构造”（Cultural Niche Construction）等观念，其实与“地理机会主义”有潜在的逻辑上的关联。中国早期农业遗址，尤其是粟黍农业，在地貌上，存在类似“地理机会主义”的现象。新石器早期的粟、黍遗址大多分布于黄土高原东缘，沿太行山、燕山、大兴安岭一线的山前地带。这些 遗址，和长江流域与水稻驯化相关的山间盆地，共同构成 了中国农业起源的“山前地带”（the Hilly Flanks of China’s Fertile Arc）。作者和同事们曾撰文探讨这一问题(Liu, Hunt, and Jones 2009; Ren et al. 2016)。

选址问题是早期农业传播的一个地貌线索。公元前5000年前，西南亚洲与中国北方农业起源在选址上存在相似性 。遗址常常出现在山前集水区或洪积扇附近，这样的地貌虽不够开阔，但常常十分丰饶，处于高山与河谷两种生态系统的交接地带，进退自如，便于小规模采集和种植。公元前5000-2500年前，大麦和小麦与中国小米各自向亚洲中心地区移动，依然遵循类似的选址模式。例如，小麦与大麦东传过程中，中亚的山前地带起到的重要作用。粟和黍此时西进至河西走廊，常出现在祁连山北坡的前遗址中。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农业发展与传播，并不是与新石器时代的“分裂”，而是对早期传统的一种继承。

变化出现在公元前2500-1500年前这个阶段。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播种季节。西亚的冬季作物进入东亚和南亚的夏季风区与本地的夏季作物混种。而夏季作物粟和黍此时传播至西亚与地中海的冬季种植区。对开花时间和对农业季节的调整在全球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作物向高海拔和高纬度地区的移动。地貌上，此前常见的山前农业地貌变得更多样了。在黄河流域、印度河、两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区，人们都更多地使用河流平原。同时，农人向更高海拔地区移动。

我们可以把史前农业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空间上包含整个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公元前5000年前，东、西亚洲的早期农业社会因循本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展开农业活动；公元前5000-2500年，原产亚洲东、西的农作物远离了各自的驯化中心，向亚洲中部传播。到2500 BC为止，以麦类作物和粟黍为代表的两个农业系统被青藏高原和中亚山地分隔成一西一东两个系统。公元前2500-1500年，农业系统地理分割的局面被打破。原是冬季作物的小麦和大麦进入东亚和南亚的夏季风区。而原属于夏季种植系统的粟和黍传入西风控制区域。青藏高原周边和内亚山廊的山前地带不再是地理壁垒，而成为东西交流的重要通道。

这个时空框架为我们提供了几点启示。史前农业全球化是个解散和重组的过程。原有的作物组合因循不同的路径、时间传播，在公元前1500年前形成了多个新的组合。原本的近东新石器农业包裹（the Neolithic founder crops）被打开了。小麦与大麦西传欧洲与东传中国都同时存在多条传播路线。黍与粟的西传也显示了类似的特征。农业传播更像是一张大网，而非一条路。网络的形成早于考古证据中所见的传播路径。各地最早的年代，其实是某一地接纳新的作物的时间。它取决于传播的速度，更取决与本地饮食习惯与社会价值对新的物种的反应。只有那些可以被本地传统改造的农作物会被接纳，而无法融入本地饮食和社会传统的谷物会被拒绝。谷物是这样，驯化动物、青铜、宝石、金银的传播也大都如此。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谷物的传播是否伴随着与之相关的饮食传统、生活习惯和和社会价值？考古学上，谷物本身是可见的，而喜好、习惯和思想是不可见的。不可见的农业思想与社会习惯在地理单元上的博弈造成了可见谷物传播的时空框架。种种拒绝、接纳、转化的故事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杂乱的现象背后，是否有一个稳定的结构在发挥“长时段”效应 ？

以小麦与大麦东传中国为例。西来的谷物是否给古代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农业思想和社会价值？作者曾经梳理过古代中国饮食传统与社会规范对西方农业的选择。这些观点发表于近年的几篇文章中(Liu and Jones 2014; Liu et al. 2014; Liu, Lister, et al. 2016; Liu, Reid, et al. 2016; Liu et al. 2017)。简而言之：1）麦类的东传是否带来了西亚地区“秋播夏收”的冬季农时，抑或是融入中国新石器以来“春播秋收”的夏季时令？2）西来的小麦与大麦是否带来了西方（近东与欧洲）“粉食-烘烤”传统，“面包-圆饼”的饮食传统是否东传？抑或是西来谷物融入了古代中国的“粒食-蒸煮”的“粥-饭”传统？3）依赖灌溉的麦类种植是否将西方的灌溉系统东传古代中国，抑或是融入黄土高原的旱地农业传统？4）依赖密集劳动和集约土地使用的麦类种植东传后是否引发了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

关于饮食传统，旧大陆一早就呈现出东-西两种不同的饮食偏好。西方的粉食-烘烤传统对应着东方的粒食-蒸煮传统。这种饮食上的差别根源于旧石器时代，是前农时代的产物。饮食的东-西之别是东亚和西亚农业起源的背景而非结果。正因如此，才会有西亚“前陶农业”与东亚“前农业陶器”结构上的对立。到了新石器时代，饮食结构上的区别，在考古证据中体现为东方蒸煮器与西方磨烤具的对立上。主食加工传统上的东-西之别一直持续至今。有学者指出两种饮食传统的边界大致与东亚和南亚季风的边界趋同(Fuller and Rowland 2011)。那么，原产于粉食-烘烤传统的小麦在东传中国的过程中是否带来了西方“面包-圆饼”的饮食习惯呢？抑或西来的小麦融入古代中国的“粥-饭”传统。答案是后者。公元前第三千纪和二千纪的小麦籽粒呈现西大东小的格局。出土于西亚、南亚、东亚的碳化小麦在长宽上第次变小。这一变化在从中国西部地区向中原传播的过程中加速了。出土于中原和中国东部地区的碳化小麦，籽粒大小只有同时出土于西亚和欧洲小麦的一半大小。作者认为这是东方粒食-蒸煮传统对西来谷物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在相反的方向上，原产与粘性食物传统的黍，在进入中亚粉食-烘烤区域后，逐渐失去了粘性基因。类似的例子还有东亚和南亚水稻粘性基因盛行的情况。移动中的农业遇到保守的饮食传统，只有那些能够融入本地饮食系统的谷物才能被接纳。

以东亚夏季风的北缘为线，可以把古代中国分为两个在气候、生业、经济、文化等方面截然相反的区域。这条线北起东北三省和赤峰地区，经内蒙古河套地区、陇东、青海东部、川西，南接西藏东部与云南。在不同的语境中，这条线有着不同的名字：胡焕庸线，童恩正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或“罗森弧”（Rawson’s Arc）。我认为把这条线称之为夏季风线最为明了。在季风线的西侧，古文化发展的步伐与欧亚大陆中心地区趋同。在其东侧，古中国以独特的面貌示人，踏这不同于“草原”的发展步伐。以夏季风为线，从西向东：西来的小麦融入了东方的“粒食-蒸煮”传统；小麦作为主食被拒绝了（但以麦类为主食的传统在非季风区被接纳了）；大麦融入了中国的旱地种植系统（小麦带来了新的水管理技术）；西来的黄牛融入中国的“养猪”传统；而西来的绵羊与山羊为古代中国带来新的畜牧经济；青铜制品融入东方的“宴飨-礼仪”传统（金、银制品最初不能被东方审美接纳而被拒绝）。仍以夏季风为线，从东向西，西去的黍融入了粉食-非粘性食物传统；西传的粟、黍、荞麦最终融入西方“面包-圆饼”的烹饪传统；粟、黍作为主食的饮食习惯未被中亚和西方人群接纳，但成为少数人的主食（见下图）。

所有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旧-新石器时代以来建立的烹饪、符号系统是一种稳定而保守的力量。青铜时代在欧亚大陆上长距离移动的谷物、驯化动物、手工制品面对的正是这种保守力量的选择。只有那些可以融入（或被改造）本地烹饪-符号系统的事物才能被接纳，否则就会被拒绝。制作面包需要三种技术：种植小麦、磨面粉、烘烤。这三种技术都起源与西南亚洲，它们东传中国的时间各间隔了2000年左右：小麦在公元前2000年传入古代中国，磨面粉的技术要到汉代才得到普及，烘烤对中国饮食的影响则是最近一个世纪的事情。东方饮食习惯对西方加工和烹饪技术的接纳远晚于西方谷物传入的时间。反之亦然。

（注释略去）